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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我先给出我在下文中将会使用的一些术语的定义。“剥削”（exploitation）这个术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为了获得利益而使用某种东西”，第二层含义是“自私地或不公平地利用某人或某种情势，而且通常是为了个人私利”。[2]第一层含义适合我们的讨论，但注意这种意义上的“剥削”一词不一定是贬义的。第二层含义也涵盖了我将要谈论的许多情况。“玩弄”（gaming）这个术语，本身就带有一个更加“有害”的含义：它表示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性地使用一个系统，通常会背弃他人对他们的信任，并会伤害他人。[3]我也会讨论“政策体系”（policy system）这个术语，意指在给定一整套政策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次展开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军事系统、商业系统或政府系统。例如，奥巴马总统2010年提出的“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制度”，就是一个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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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的4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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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分析如何对剥削行为建模之前，先讨论一下剥削行为的原因和机制，这些“预备知识”无疑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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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个观察结论是，剥削行为并不罕见。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有的人天生是自私的，而是因为所有的政策体系，即所有的社会政策，都会产生一些激励。作为对这种激励的反应，由行为主体组成的某些群体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这种反应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违背政策设计者的意图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2003年美军对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这是一个军事政策体系。它计划得很好，执行得也很好，但还是引发了叛乱。美国决策者关于伊拉克民众对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反应预期不足，这种反应阻碍了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的实现。又如，美国在林登·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于1965年启动的医疗保险体系，目的是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支付医疗服务费、补偿医院和医生的治疗费用。参加这个计划的医院和医生对它的反应是，购买昂贵的设备和提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因此在该计划推出后的短短5年之内，它的成本就几乎增加了3倍。12年后，美国向市场开放了医疗保健服务，目的是为了引入竞争和降低成本。但是事与愿违，结果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系统：每个关键的参与者都能找到某种方法，来利用这个系统谋取自己的利益，从而有害于整个系统。马哈将它描述为一个“霍布斯式市场”，他这样写道：“医疗保健行业的所有博弈参与人都在相互对抗：医院与医院、医生与医院、医生与医生、医院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与医院、保险公司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与药物制造商、药物制造商与药物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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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一些“大规模的剥削行为”，其实剥削发生在所有尺度上。众所周知，公寓楼的管理人员，会溜进他们竞争对手的公寓楼窥探虚实，并在网上发布竞争对手的负面评价，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无论剥削的规模如何，其发生频率之高已经足以让我们考虑暂停实施一些社会政策，而我们并没有仔细设想过这些政策被相关参与人利用的可能性。这个事实还警告我们，在接受那些旨在展示某个政策体系的“美好愿景”的经济模型的结果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事实上，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觉：在对它们的内在假设进行恰当质疑之前，任何政策模型的结果都不能贸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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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质疑政策体系的结果呢？我在上面给出的例子看起来是分散和独特的，要想从它们那里得出一般的洞见似乎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可以确定剥削行为的“通用类别”，即剥削的“标准技巧”，或者如果我们能够总结出各种情况下反复出现的剥削行为模式或激励模式，那么无疑会非常有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经济学中开创一个用来评估政策体系的“失败模式分析”传统，那么将会非常有用。在其他一些学科中，这样的传统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在那些学科中，当生命或安全或面临危险时，就会进行这种“失败模式分析”。例如，在工程学中，失败模式分析或故障模式分析研究的是：结构在过去遭受失败的方式，或未来可能失败或无法按预期发挥作用的方式。又如，在预防医学和疾病控制学中，要研究疾病、死亡和流行病的原因，探索未来预防的方法。这些研究不仅要探析过去的失败，而且要建立一个有序的知识体系，以帮助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败或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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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构建一门专门研究政策体系失败模式的经济学子学科，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种努力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细致地思考一下这门子学科怎样才有可能成功地建立起来。而一个很好的开端就是，考察各种系统在过去是如何被剥削或被玩弄的，并对这些发生的事件进行分类。下面，我将讨论4种类型的剥削，并用对应的原因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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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不对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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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系统中，系统各相关方可以访问不同的信息。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某一方根据自己对可得信息的理解提供某种服务或某种机会，然后另一方以自己所拥有的更详尽的信息为基础做出回应、采取行动，并依靠其优势信息利用系统从中获益。在金融行业和营销行业中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行为。因为在这些行业中，推广自己产品的那一方非常了解他们正在推广的产品，而另一方潜在的投资者或客户则不然。2007年，高盛创设了一个抵押贷款债券资产包，向它的客户兜售。但它又请了一个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来为这个资产包选择债券。私底下，保尔森认为这个产品将会变得一文不值，于是以它为标的进行对赌。通过购买可以避免这种金融工具带来损失的保险，保尔森大发横财，高盛也小赚了一笔，但是投资者却损失了10亿多美元。这个资产包，即与次级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相关联的综合性抵押债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套餐”，其设计者高盛和保尔森对它的前景非常了解，但是他们的客户却无法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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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行业也很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生和患者都比保险公司或为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的政府机构更了解疾病情况和何种治疗才是适当的。2006年，马萨诸塞州立法推进个人医疗保险计划。这个计划一开始似乎是有效的，但是短短几个月后，保险公司就发现他们亏钱了。原因在于，正如苏德曼（Suderman）所指出的那样，“成千上万个消费者都在‘猎杀’马萨诸塞州2006年健康保险计划，当他们需要支付昂贵的医疗护理费用，如生殖治疗和膝盖手术的费用时就参保，然后就迅速弃保”。这种行为不是非法的，也不是不道德的，但它确实是掠夺性的，是一种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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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剪”行为以符合特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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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的剥削，在这里也许称之为“操纵”更好一些，发生在必须根据严格的评估标准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进行评判、监控或测度时。行为主体会“裁剪自己的行为”，以便符合这些标准的狭隘的条文，而不去考虑制定这些标准的更广泛的意图。换句话说，行为主体“玩弄”了标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评级机构如穆迪或标准普尔等，多年来一直在对投资银行创设的各种金融工具所固有的风险进行评估。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在一个以增加透明度和信任感为名的行动中，它们将自己的评级模型提供给了华尔街各投资银行。对此，摩根森（Morgenson）指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很快就学会了如何篡改这些模型，如改变一两个小小的输入项，然后得到更好的评级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如何利用评级机构的模型作弊，目的是保证在把质量更低的债券掺入投资组合后，仍然能够得到高评级，于是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本来很可能卖不出去的垃圾卖出去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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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绩效标准的人绝对不限于华尔街那帮银行家。在一切需要评判性能或绩效的系统中，都存在这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能否通过教育考试[5]、是否遵循人权标准、有无遵守环境标准、是否达到接受资助标准、工厂产量是否达产、金融会计是否公允、税务报告是否合规、行政官僚业绩是否出众、政府治理的绩效能不能令人满意等，涉及的标准都可能被“玩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受到监管或被关注的当事方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出一副在规定的绩效措施下“表现良好”的样子，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千差万别：既可能令人满意，也可能应受谴责。事实上，以政府治理绩效为例，人们早就总结出了这种“剥削”的两个“定律”。第一个是“坎贝尔定律”（Campbell’s law）：“社会决策越是频繁地使用任何量化的社会指标，招致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越容易扭曲和腐化它原本打算监管的社会过程。”第二个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任何观察到的统计规律性，只要将它用于控制目的，就必定会失效。”[6]这两个定律都适用于政府行为。不过，我本人更喜欢一个更宽泛的表述：任何绩效标准，都会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从而丧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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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得系统的部分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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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的剥削，发生在当由一些行为主体组成的小团伙控制了系统的部分重要资源，并将其用于满足自身的目的时。经济系统中的这种剥削，类似于计算机系统中病毒对计算资源的剥削。这个小团伙实际上接管了一部分系统，并且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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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部门，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类型的剥削的许多例子。在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前的几年里，保险巨头美国保险集团（AIG）内部，一个小团伙，即该公司金融产品部，设法在实际上控制和管理了公司的大部分资产和风险负担，并开始大量投资于信用违约互换。这个小团伙的成员以高额薪酬的形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即他们可以获得他们所“赚得”利润的1/3，但是投资最终失败了，这令美国保险集团遭受了灭顶之灾。冰岛也发生了类似的一连串事件，一小部分企业家利用贷款买下该国银行资产的控制权，并将银行资产投资于国际房地产市场和相关的衍生品。这些投资失败了，冰岛的银行体系垮塌了，它们客户的存款都成了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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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政策设计者意图之外的方式利用系统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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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主体利用系统自身去操纵系统时，还会出现另一种类型的剥削。一个例子是，利用网站的评级系统去操纵对他人的评级。又如，有关利益方会设法去搜寻某个规则，然后使它成为系统的一个漏洞，用来证明他们所做的超出了系统设计者意图之外的行为的合理性。这样一来，这条规则就会蜕变成一个管道，让金钱或能量滚滚流过，并对整个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阿拉伯对石油实行禁运之后，美国国会为机动车辆制定了燃油经济性标准，不过对商用轻型卡车的要求比对乘用车的要求更宽松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底特律的汽车业人士在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活动后，操纵了国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宣布运动型多用途车（SUV）是轻型卡车。这样，大量汽车就轻松地“驶过”了这个“轻型卡车漏洞”，导致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塞满了SUV。结果是，在1988年和2005年之间，美国的平均燃料经济性实际上反而下降了。这绝对不是这项能源政策设计者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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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描述的只是4个类型，它们绝对不是全部。毫无疑问，各种系统被“玩弄”的方式还有很多。但是，仅仅是这些，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对剥削类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了。它们告诉我们，系统中的剥削行为绝非罕见，它们简直成了一种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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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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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政策体系来说，它们可能遭受的剥削，显然属于上面给出的4大类型之一。但是，许多其他政策体系遭受剥削的模式却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给定一个政策体系，人们就会形成一个心理模型或分析框架，用来预期它将如何运行。我们现在希望可以预计政策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可能会被利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着手去做呢？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我们将如何进行失败模式分析？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借鉴工程学进行失败模式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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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第一步是掌握关于以往类似系统的失败的知识。有了我在上面描述过的那4种剥削类型，我们可以说至少已经开了一个头。飞机设计师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了解到，故障（他们称之为“异常状况”）发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疲劳性失效、爆炸性减压、火灾、爆炸、发动机损毁，等等。依此类推，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们必须对过去政策体系如何被利用的失败模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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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我们可以观察到，结构的分崩离析始于比其“总体设计”更微观的水平上的失败。在工程设计中，崩溃往往不是因为总体结构整个散架了，而是因为在应力作用下，部分组件中出现了细的裂纹，或者因为某些组件失效了，这些故障被传播到了更高的层次上，从而最终导致整个系统走向失败。这就意味着，对于我们正在研究的任何系统来说，剥削行为通常不会发生在整个系统的层面上。毕竟，剥削行为是个体，或者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小团伙创造的或“发明的”。如果我们想要搞清楚对系统的操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必须细致地探究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各种可选项和行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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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通过类推可知，我们可以在制度中找出应力特别高的那些地方，集中注意力观察它们。在社会系统中，这些地方往往会给予行为主体强烈激励，使他们做出与被规定的行为不同的行为。在分析模型中，这类行为的关节点通常被表示为一种“费率”，如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比率；或者被表示为一个简单规则，如收入超过了X美元，并且年龄超过了Y岁，就得购买健康保险。建模者必须追问简单的费率或规则，是不是真的能够保证给定行为主体面对的激励。当然，很多时候它们是不能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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