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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同样可能对市场的兴起起到抑制的作用。当社区内的联系过于密集和强烈，退出社区可能就是高成本的。一个想用钱“买”出一条脱离他所在社区的长期关系的通路，并加入到其他地方市场的人，如果面临着社区将会对他所遗留下的家人进行报复的风险，实际并不能够这样做。与此相反，市场的发展也会摧毁社区，并使得特定的、易受损害的群体的境况更为糟糕。如果临近城镇的市场有所发展，那么那些村庄中关系较疏远的人们（年轻人）就很有可能会去利用这些市场，并从那些被盛行的社会规范所神化的传统义务中脱离出来。那些与家庭联系更加紧密的人们将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做出判断：遵守原先的协议带来的收益现在下降了（第二章）。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得互惠的社会规范弱化，使得特定群体（妇女、老人、儿童）的境况更为糟糕。如果将这一点用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就是：当人们将其约定从社区中带走，并带到市场之上的时候，这一转移将会引起外部性。我们不会在经济评论中读到太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它们并不属于我们常见的那些外部性，例如工业生产将会破坏当地环境。但它们的的确确就是外部性。政府的一个任务就是去识别这些外部性，并且缓和那些被其伤害的人群所受到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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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无法正常运行、官员们将公共领域作为其私人领地、市场经常缺失的国家中，社区使得人们能够生存下去。因此目前很多学者认为它们是（非个人）市场的一个有力替代品。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社区合作的义务会阻碍市场的发展。而且，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个人义务，可能会使得公共官员们无法公正行事。在贝基的世界中被认为是腐败的行为，到了德丝塔的世界中可能就成了社会义务。类似地，在贝基的世界中，一个人从属的公民协会可能是另一个人所在的特殊利益群体。这些观点上的差异正是导致社会悲剧的文化冲突的来源之一。在德丝塔的世界中，社区之间互相争斗的事情并不罕见，但持械在大街上冲杀并不会带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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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170453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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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民主投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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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公民教育试图向人们灌输一种公民感。当购物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了解谁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市场有助于大规模地节省信息成本，这使得公民们在市场上从事日常交易时并不用彼此担心（第四章）。但即使是理想市场，也只是在私人品的交易上才是有效的。公民们理应在公共领域中——这包括了外部性，以及财富分配与法治这样的公共品和公益品的供给——彼此关注。所谓公民意识，就是要去识别并接受我们的生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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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的区别，取决于政府势力所及的范围。某人对于一个社会——在这里，国家仅仅维持法治，并保护公民不受外来的侵略（最小国家）——中穷人的关注，会和她在一个福利国家（目前这类国家在西欧非常盛行）中的这一关注完全不同。原因在于，在福利国家中要面对额外的、用来为重新分配筹措资金的税收；而在最小国家中，这种重新分配只有通过自愿的转移才能实现。她其实并不需要去担心福利国家中的穷人们（因为执行重新分配措施是政府的一项任务）。相反，在最小国家中，她会积极地为穷人们争取利益。既然她在两个社会中面对的选择有明显不同，因此她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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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中，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主张的是不同的公共政策。因此，一个人在给一个候选人投票时，实际上是在为一项公共政策投票，更准确地说，是为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政策投票。由于公共政策会影响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我们将其称为结果），因此，给一个候选人投票实际上是在为可能出现的政策投票。对于社会福祉，公民们大概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如果确实如此，他们就将对那些候选人进行截然不同的排名，每个人投票的结果也将会不同。但即使公民的伦理价值观几乎一致，他们的个人偏好通常也会不同，而且极有可能的是，他们心目中对公共政策如何影响结果的看法也会不同。因此，公民们面对着将他们的看法综合为一个整体的问题。对公共官员的选择过程起到监督作用的投票规则，将公民的伦理偏好进行了综合。正式地说，一套投票规则是从一系列可选项（例如，政治候选人）中，以投票者对这些可选项的排名为基础而进行选择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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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投票者们应当坚持对所有的候选人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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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设计出了很多投票规则——多数决定规则、相对多数规则、排名顺序投票法、一致性规则、认可投票法、一次性选出法，等等。粗看上去，它们的优势和缺点并不算明显。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投票规则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我们应该立刻注意到，很多全国性的选举系统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标准，因为投票者是被要求记录下其最为偏好的那个候选人，而非对所有候选人进行排序。这些系统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它们掩盖了投票者们是如何对非首选候选人进行排名的。如果只有两个候选人在竞争，这一限制毫无疑问不起作用，但如果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候选人，这将会产生很大影响。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请见表3），请假设一下有三个候选人A、B、C，而且所有选民被分成三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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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投票规则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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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种投票规则下的获胜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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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序复选制：候选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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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单多数规则：候选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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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名顺序规则：候选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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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占到所有选民的30%，他们每个人都将A排在B之前，将B排在C之前，我们将其写作（A，B，C）。在占所有选民的36%的第二组中，这一排序是（B，A，C）；对于剩下的34%，排序则是（C，A，B）。来考虑一种选举制度，例如法国总统大选时所使用的那个。其投票规则中称，如果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够获得绝对多数，那么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两位候选人就要在决定性竞选中彼此相遇。我们将这种规则称为排序复选制。在我们的例子中，各自拥有36%和34%首选票的B和C，将会进入一轮决定性竞选，而B会因为66%的选民将其排在C之前而轻松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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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于这个结果，存在着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候选人A获得了压倒性多数：64%的选民偏好A优于B，66%的选民偏好A优于C。毫无疑问，A应当获选。这里的根本直觉实际采取的是简单多数规则。简单多数规则是这样一种规则：它要求投票者们提交对所有候选人的排名，并以这些排名为基础，将那个在一对一比赛中击败每个对手的人确定为胜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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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所使用的这种逻辑推理的问题在于，它受数字案例的控制。在候选人更多和选民排序范围更广的情形下，比起简单多数原则，也许会有些另外的投票规则，能够产生一个在直觉上更加有诱惑力的胜出者。有鉴于此，最好的办法似乎是，按照任何投票规则理应满足的基本伦理原则，去对可能的投票规则进行评估。在1951年的一本专著中，肯尼斯·阿罗为投票理论提出了这一近乎公理般的方法步骤，它直到现在仍然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下面的内容中，我将对一系列的伦理原则加以考虑，尽管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阿罗所考虑的那些，但在这里同样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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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上的理想投票规则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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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伦理原则究竟是什么呢？第一条将是一致性原则，它主张，如果每个人都做出A优于B的判断，那么B就不应该当选。另一个重要的原则主张，所有的投票者都应该被认为是平等的，这可以解释为“一人一票制”，或一致对待原则。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匿名原则，因为它强调了，你是谁并不应该决定你在选举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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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则被称之为中立原则。它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要求，该投票原则不应向任何候选人偏斜（连现任者也不行）。第二个则要求，根据该投票原则而在候选人A和B之间做出的选择，不应取决于选举人对某个第三候选人C的看法。第一部分在目前的背景下——在这里，那些可选项都是候选人——是非常吸引人的。（在其他背景下，例如在对美国宪法进行修正时，这个条件就不成立，因为比起其他可选项来，现状——现有的宪法——是更为有利的。）为了理解第二部分的作用，来考虑一下排名顺序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如果有3个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每个投票者给予其首选对象3分，次选对象2分，末选对象1分。该规则按照每人获得的总分数来为候选人排名。很容易证明，排名顺序规则满足了一致性原则及匿名原则。然而它却违反了中立原则。为了看看是怎么回事，来假设一下我们刚才研究的数字案例中，有100个投票者。如果这个选举采用排名顺序规则，那么候选人A将获得230分（30×3+36×2+34×2），B将获得202分（30×2+36×3+34×1），C将获得168分（30×1+36×1+34×3）。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排名顺序规则下，候选人排名为：A优于B，而B优于C。但假设一下，那36个在前面进行（B，A，C）排名的投票者在重新考虑之后将这三个人重新排名为（B，C，A）。那么A现在将获得194分（30×3+36×1+34×2），B仍然会获得202分（30×2+36×3+34×1），而C却将得到204分（30×1+36×2+34×3）。几位候选人的排名为：C优于B，而B优于A。但请注意到，那36个投票者仅仅在A和C的比较上改变了主意，而B仍然是其首选。尽管如此，排名顺序规则还是改变了B和C的相对位置。这说明了，这个规则并不一定能够遵守中立原则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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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无论投票者们对那些候选人进行什么样的排名，简单多数规则都能满足一致性原则、匿名原则和中立原则。遗憾的是，这一规则却与第四个原则发生了冲突：传递性原则。传递性原则要求，如果一项投票规则将候选人A排在B之前且B在C之前，那么A理应排在C之前。为了证明简单多数规则并不总具有传递性，来考虑一下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情况，也就是，30%的选民将候选人A、B、C排列为（A，B，C），36%的选民排列为（B，C，A），34%的选民排列为（C，A，B）。简单多数规则将A排在B之前（因为64%的选举者将A排在B之前），将B排在C之前（因为66%的选举者将B排在C之前）。传递性原则意味着，该规则将会被要求把A排在C之前。但70%的选举者却将C排在A之前。这就说明了，简单多数规则不得不将C排在A之前。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矛盾，这一可能性早在18世纪晚期就被孔多赛侯爵指出。在经济学文献中，这个例子作为孔多赛悖论而被人们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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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纯粹的理论，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简单多数规则确实违背了传递性原则呢？政治科学家们通过研究美国国会中所达成的决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为了看看他们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让我们回到前面的案例，但这里将可选方案由候选人改为美国国会中提出的议案。例如，A是国会中提出的议案，而B和C是对该议案的修正案。假设规则并不是要求国会议员来对三个可选方案进行排序，而是要求其先对A和B进行投票，之后再对其中的胜出者和C进行投票。在简单多数规则下，A将会赢得第一轮投票（64%的投票者偏好A多于B）；在第二轮投票中，C会击败A（70%的投票者偏好C多于A）。最终的结果是C将会通过。现在来假设，国会议员们被要求先对A和C进行投票，之后再对其中的胜出者和B进行投票。在简单多数规则下，C将会赢得第一轮投票（70%的投票者偏好C多于A），但在第二轮投票中，B会击败C（66%的投票者偏好B多于C）。最终结果取决于每对可选方案提交到投票者面前的顺序：议事日程的确起了作用。很容易检验出，在那些投票规则满足传递性原则的情况下，议事日程并不会起作用。对美国国会的表决结果进行研究的政治科学家们发现，有些情况下议事日程的确会起作用。当它起作用时，就警示着投票规则违反了传递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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