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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及什么类型的公共政策，最有可能使得人们获得繁荣呢？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一个人的福祉。提到它，一般来说我们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实现独立、选择和自主的程度。社会制度在实现福祉方面的核心地位是足够明晰的：社会生活是个人的社会统一感的表达，而商品和不存在强迫则是人们借以追求自己特有的利益概念的途径。T.H.马歇尔对于自由的三层次分类可以被认为是在表达：公民自由权的享有、参与政治的能力，以及获得商品（食物、衣物、住房、健康保障、教育——更概括地说就是财富）的权利，是人们获得繁荣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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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和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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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这一分类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部分。各种各样的公民自由权、各方面的健康等等，构成了福祉的成分。由于福祉本身是一个综合体，因此对一个人的福祉进行衡量，就要涉及加总，这意味着要在这些成分中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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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还有另外一种考虑人类福祉的方法。这种方法涉及对福祉的决定因素的评估，这里的决定因素指的是生产福祉的商品投入。这些决定因素不仅仅包括那些诸如食物和住房之类的必需品，还包括了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人们可能会将这些成分和决定因素分别看作“结果”和“手段”。将福祉的决定因素综合为一个数字，在实际的应用中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在前一章中我曾提出，一个人的总括财富可以被用作其福祉的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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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偏好和陈述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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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来评估一个人的福祉呢？从人们做出的决策中，可以推断出很多方面。如果发现有人购买并阅读了出奇多的书籍，那么由此判定他的福祉尤其取决于他是否有书可读，很可能就是合理的。这种评估方法被称为显示偏好法。其根本的逻辑在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市场上还是在社区中，一个人会通过他所做出的选择来显示他的愿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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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福祉的有些方面只能通过请求人们将其陈述出来，才能得到确认。它们包括以下情形：福祉的决定因素是那些人们无法显示其偏好和兴趣的商品和服务——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这样做。公共品和生态服务就是这样的例子。需要花上一番心思去设计问卷，以将人们不如实做出回答的风险最小化。在近几年中，经济学家们设计出了很巧妙的方法，来保证人们不会对这些商品的偏好加以夸张，尤其是在他们不用为其付钱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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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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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非常客观地对福祉的很多方面进行衡量。人们对医药、营养和教育的需求，被专家们作为日常工作而进行评估。我们也许会对这些专家是否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表示怀疑，但在心底里我们却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某些特定方面，比我们自己还要更加了解。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很多年前提出，仅仅从显示偏好中推断福祉水平是错误的，因为还存在着他称之为公益品的东西。公益品会对人类的利益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它们并不仅仅满足我们的偏好。因此，公益品要比从人们做出的选择中所显示出来的价值更高。例如，哲学家们曾主张过，我们并不应该仅仅从公民们所显示出来的、对民主的渴求程度，来试图证明民主的合理性。民主就是一种公益品。相关地，人权包含了一系列的公益品，其中“基本”权利是一种极端形式，因为它们是不可交易的。权利当然并不会和偏好背道而驰；它们只是通过反对其他（不那么紧急或关键的）偏好和利益的声明，来对某些偏好（例如，对不被强迫的偏好）起到巩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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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不可能总是从陈述偏好中发现商品的益处。这个问题部分在于人们在被提问时不愿意说出实话的可能性，但部分在于别的原因。例如，这样的主张将会很奇怪：几乎没有必要在德丝塔世界中妇女生育健康的项目上投资，因为那里的贫困妇女们已经接受了她们的命运，似乎并不坚持要从这样的项目中受益；或者，那里的政府也不应该对基础教育进行投资，因为那里的父母们对教育并不关心，孩子们因为不了解教育，同样对其并不关心。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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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当我们将“益处”归于商品的时候，保持谨慎是有益无害的。强行从商品中找出益处的冲动，将是父权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象征。“虚假意识”的概念曾经被德丝塔世界中那些世俗的和宗教的专制者用来证明其行为是正确的（“我的人民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利益何在”，或是“我的追随者们要依靠我来给他们解释《圣经》”）。相比之下，权利在贝基的世界中产生了扩散，以至于权利这个概念本身在目前都被败坏了。坚持只要不被诉讼就绝不能被监禁的权利是一回事，而声称每周工作 35小时是一种人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后者是在一些煽动下，在谈判桌上赢得的一纸协议；但毫无条件地用“权利”来表示这种协议的结果，却是对这个术语的一种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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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总和和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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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祉是个人福祉的总和。经济学家们提到个人福祉的总和时，通常是通过将个人福祉进行加总得到的。在上一章中，我通过将社会福祉看作目前一代人和所有后代的福祉总和，采纳了这一观点，尽管并没有什么概念性的东西要依赖这一加总。这里我们注意到，总括财富随着时间的变动，可以用来对随时间而变化的跨世代福祉（以福祉的商品决定因素表示）的变化量进行衡量。这些决定因素是以其影子价格来进行估值的。可以证明，为了对政策（例如，一项新的公共投资或税收结构的一次变化）进行评价，政府应当对该项政策引起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变动，以其影子价格来进行估值。这样的一种评估性的实践，被称为社会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想法是要以影子价格去对这一政策的（社会）盈利能力进行评估，并在当（且仅当）其净社会收益是正值的情况下，推荐这种政策。这样一来，影子价格就同时在对可持续发展（第七章）及政策的评估中发挥了作用。这是经济学家们有幸能够不时揭示的美妙事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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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政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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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每一个经济体中，政府都是一位主要的“演员”。它的支出所占GDP的比例，在德丝塔的世界中是18%，而在贝基的世界中则是28%。（在欧盟，相应的比例则是37%。）这些数字包含了公共生产（道路、邮政服务、国防、法制系统，等等），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失业救济，等等），以及清偿政府债务。这笔开销的绝大部分资金是由税收来筹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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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去修正市场失灵。稳定宏观经济（第四章），正是这个任务的一个部分。但是，社区也有可能失灵。市场和社区都会受到无力提供足够水平的公共品的困扰；法治作为社会规范的约束的对立面，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类似地，无论是市场还是社区，都没法对生产劣等公共品进行限制并达到让社会满意的程度。这两种制度中都暗含有外部性，无论这种外部性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理想的）国家政权在这种制度失灵中的作用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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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也有可能失灵。尽管政府进入家族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唐突，但在贝基的世界中，政府常常会这样做。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德丝塔的世界中，运转不良的家庭会受到社区的规劝。但是在贝基的世界，家庭周围通常没有社区，因此就不再有这一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在贝基的世界中，政府的社会工作者和顾问会代表儿童，来干涉那些有虐待倾向的成年人，并对有破坏性的儿童提供帮助，改善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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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社区在公益品的提供方面，都是不够充分的。有些公益品是私人品（个人健康），有些则是公共品（关于潜在的流行病的信息），而其余的位于两者之间——它们涉及外部性（关于吸烟危害的信息）。当交易涉及公益品时，社区和市场在理想的状态下应该能够得到政府措施的补助。政府可以通过对家庭和企业课税，并采用直接生产公益品或对其私有领域的生产进行补贴的方式提供公益品，从而达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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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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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社区中所实现的对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是由家庭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所决定的。一种对市场常见的抱怨便是，它们容许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在贝基的世界中，这一抱怨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贫富之间的差距在近几十年内扩大了很多。例如在美国，1978年时，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享受了32%的GDP，而在1998年，相应的数字已经上升到了41%。在贝基的世界中另一种抱怨则是，在就业市场上，与男人相比，妇女处于不利地位。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社区也可能对那些未曾继承太多资源的不幸者们十分无情，对于妇女也是如此。这些社区的访客们也许注意不到这些不平等现象，但这是因为在德丝塔世界中的乡村地区，所有的人都十分贫穷。财富的差异反映在他们进餐的频率和饭菜的质量、他们所拥有的衣物数量、他们的卧具和厨具质量，以及他们房屋的耐用性（它们是用泥或是用砖造的）方面。而妇女常常是小心翼翼地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些不平等中并没有一个像贝基世界中的那样明显，但当家庭极端贫困的时候，很小的差异都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在对社区津津乐道的同时对市场大肆抱怨，是一种很轻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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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也就成了一个受到政府关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回过来看T.H.马歇尔对福祉所做出的三层次分类，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现在的人们认为所有人对公民和政治自由都有平等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但千万不要在（总括）财富的分配问题上做出相同的论断。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一般来说，对他人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尊重，并不会让人付出任何直接成本，而对财富的再分配，却会让那些人付出放弃部分财富的代价。法律理论专家查尔斯·弗里德曾经提出，公民权利的一些方面——诸如不受被禁止方式侵扰的权利——并没有自然的限制。（“如果我不受打扰，那么我所获得的商品从其性质上将不会是稀缺的或受限的。不会相互伤害、不会相互欺骗、不会相互不管不顾的人，怎么可能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呢？”）兑现公民权利是有可能性的，而兑现健康保障的权利，可能性就没那么大了：这个经济体也许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关键的一点在于，与财富不同，民主不需要被创造，它只需要被保护。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第一个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为什么在商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去关注个人才能的差异，关心激励以及随之而来的义务（兑现协议、不采用机会主义行为，等等），考虑别人的需求，并且考虑奖惩的事项。一个政府如果过分热衷于通过税收和补贴的手段来使财富达到平均，就有可能会把家庭生产财富的激励降低到这样一个程度——所有人的利益都会被损害。这就是经典的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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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社区之间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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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社会都要依赖市场和社区的组合。当人们寻找到方法，能够克服在实现合作带来的收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这一组合就将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社区有助于市场的正常运转，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没有一份法律合同是天衣无缝的。无论被请来起草这些合同的律师是多么老谋深算，也会有未尽的事项或条款。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已经就什么是对彼此行为的合理期望达成了默契的理解。社区可以对合理期望的创造和维持，起到重要的作用。合理期望使制度得以形成——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家庭能够对事项进行商讨，并就市场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交换信息。社区也是一个进行政治辩论的场所。它们可以对市场和政府起到惩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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