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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砍树的故事说明，建立稳定的产权预期和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人们有足够的耐心。在现实生活中，每当市场上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求政府加强管制，殊不知，试图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规范市场经常会事与愿违。这是因为，政府部门的权力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越不确定，短期行为就越盛行。政府管制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管越乱，越乱越管。所以规范市场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更何况一些政府部门在监管市场的名义下，经常滥用权力对企业进行刁难。所以张维迎提出，不应该给政府太多的权力，也不要给它太多的责任。给政府承担的责任越大，它要的权力就越大，市场反而越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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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与人们的某些直觉相悖，却是严密推论的结果，也得到了很多经验事实的佐证。中国加入WTO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在意识形态层面加强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承诺（例如2004年宪法修订写入了相关内容），并清理了大量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使政府的行为规范向国际惯例靠拢，为中国企业建立信誉创造了更好的制度环境。结果，随着市场竞争深入，出现了一批知名度和美誉度很高的中国品牌企业，如联想、海尔、TCL等，甚至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止步不前，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无常，有时甚至对民营企业产权构成侵犯（例如2004年发生的“铁本事件”，2009年山西煤矿行业强制国有化等），最终并未消除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制度土壤。所以中国市场上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依然存在。其中最典型的是食品安全与质量问题。过去十余年间，大量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在市场上几乎买不到让人放心的食品，取而代之的是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激素肉禽、注药水果等有毒物品。媒体报道的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广州劣质散装白酒事件、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都成为全社会关注和声讨的焦点。以此为典型，人们对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追问也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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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优良市场需要“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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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如何建立优良的市场秩序？根据张维迎的观点，市场建立信誉机制需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要有明确的产权制度；第二，规范政府的行为；第三，减少政府部门在社会中的交易；第四，有良好的信息传输系统；第五，完善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政府职能转变是建立良好市场秩序的关键。但也应该看到，企业家在此过程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在现实中，企业不讲信誉、行为败德的情况有两类：一种是“逼良为娼”，即政府破坏产权，随意干涉市场，使企业经营者失去长远预期，为追求短期利益不择手段；还有一种是“自甘堕落”，即企业家主动勾结政府权力，破坏公平竞争，或在竞争中放弃道德标准，以不正当手段坑害同业与消费者。无论要改变哪种情况，企业家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信仰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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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企业家和政治家是一样的。人们都希望通过政府改革来提升商业道德，但是政府改革从何而来？如果大家都信奉现实功利主义，只计算当前利益，遵守现有体制就是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政府改革也无从谈起。这就是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有人秉持某种理想或信仰，不计短期利益，甚至冒一定风险，按公正、诚信的原则行事。这么做短期内可能吃亏，但只要不断坚持，就能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的原则对自己更有利，让那些不讲诚信的人逐渐被淘汰掉。当新的理念和行为模式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道德风气和制度环境就变了，这就是理想和信念的作用，也是张维迎在后来分析制度变革时越来越重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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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卖拐”——管制带来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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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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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喜剧演员赵本山的小品“卖拐”，讲述了一个正常人被忽悠成“瘸子”买拐杖的故事。这故事被张维迎借用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6]。他用“卖拐”这个比喻，反映出经济生活中一个特殊而常见的现象：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会破坏市场自身的正常调节功能，为更多的政府干预提供理由，造成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张维迎发表这些讲话时，正值中国社会出现一波反自由市场的政策风潮，他认为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可以追溯到2001年前后发表的关于政府管制陷阱和危害的论述，又延续到关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政府救市的政策评论中，为人们反复敲响了抵制政府干预经济破坏市场发展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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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场力量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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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例如，2007年6月，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对企业雇工合约、解雇条件提出诸多限制；2007年7月，兰州市政府部门出台政策，对兰州拉面的价格提出统一限制；2007年8月，国家立法机构通过《反垄断法》，对很多其实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企业行为制定了处罚规定。也正是这个时期，因为房价上涨过快，引起各方关注，政府试图通过修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平息社会怨言。凡此种种，在张维迎看来，构成了一股对市场经济误解和不信任的风潮。这股风潮如果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会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波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维迎发表了包括上述“卖拐”寓言的演讲，提醒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警惕被某些反市场经济的言论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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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题为“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演讲中，张维迎从市场经济特征、市场信誉机制、产权保护作用等方面，系统论证了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利润等，以及如何使千千万万的陌生人能够分工合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必须为他人创造价值，推动社会财富创造和经济繁荣发展。他认为，在现实中市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总是受到各种反市场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既得利益者和政府权力的扭曲。很多所谓的市场的缺陷，是由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政府干预带来的。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政府干预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市场本身的毛病，反而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所以，他才提出了开头那个“卖拐”的比喻——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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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制产生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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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他在2001年发表的关于政府管制陷阱和危害的系统论述[7]。那时候他就已经指出：很多政府管制（或干预）的初衷也许是为了维护市场，具有某种正当性，但管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一定会走向目标的反面：管制越多，骗子越多，腐败越多，最后让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运行要依赖市场内生的信誉机制，而管制与信誉机制背道而驰。简单地说，信誉机制是靠市场竞争形成的，而管制常常阻碍这一机制形成，甚至破坏这一机制。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法定垄断”，就是政府管制的结果。由于管制破坏了市场的信誉机制，管制越多的领域骗子越多；而且越是骗子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因为骗子违法的机会成本低，只要通过贿赂拿到政府批文就可以赚钱；而诚实的商人受自律约束，不敢贿赂政府，反而进不了这个市场。结果，人们就会看到市场上有大量的欺骗、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要求政府出面维持秩序。政府也会认为自己不是管得太多，而是管得太少，从而增加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那么，这样一来，就会形成管制（干预）—欺骗（混乱）—管制（干预）的局面，就像张维迎总结的那样：“管制者消灭了市场秩序中自我维持运转的力量和机制后，会不断为自己创造需求，管制的引入和加强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管的东西越多，社会上的信誉就越差，坑蒙拐骗就越多，弄得你反过来进一步加强管制，不断地增加人工的超经济的手段。”他还比喻说：“本来你可以正常吃饭，维持生命，现在有人对你说，你得病了，肯定是没吃好，我把你的嘴堵上，给你打葡萄糖吧。然后就成天给你打吊针，结果发现你的身体越来越弱，他却认为葡萄糖打的还太少，应该加大量，这样一直到你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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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张维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类似2007年演讲中表述的“卖拐”的观点。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引起各国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干预市场，中国政府也推出4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张维迎再次强调和引申了这些观点。在张维迎看来，这时候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恰恰是使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多国家实行低利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投资、扩张信贷，而这些措施又会引起未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详细论证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由于2001年后美国中央银行及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而中国政府推行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将导致“猛药”之后的不良反应。此后，形势发展部分印证了他的论断。在4万亿投资项目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上半年实现V字形反转，GDP当年增速达到9.1%，但很快，由于物价上涨压力过大，2010年房地产政策忽然收紧，股市也随之暴跌。短短两年间政府的宏观调控经历了尴尬的大逆转。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关于经济二次探底的迹象和担忧。因此，张维迎更信心十足地重申他的观点—“政府干预经济从来就是无效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本质是“一个人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地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最后他真得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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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中国特色”的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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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关于凯恩斯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在经济学界有争议，它是否完全正确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检验。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观点与他多年以来反对计划经济、倡导市场自由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张维迎对政府管制政策及宏观调控的质疑不仅是抽象的理论辩驳，也根植于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长期观察和现实思考。正因为这样，他对管制的一般成因和“中国特色”作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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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中，之所以需要政府管制，是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运作本身存在某些缺陷，使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能实现社会效率最优。一种情况是信息不对称，比如卖家坑蒙拐骗，买家不知底细。另一类问题是外部性，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它得到好处却不承担成本。再就是，企业为了独占市场，可能采取一些反竞争行为。由于这些状况存在，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运行进行某种干预。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制度背景和理论假设下，政府管制的目的是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使市场更加有效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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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从历史来看，中国自19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前提就是否定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计划经济，市场自由和企业家精神都被消灭以后，由于经济贫困和发展落后，又不得不向市场经济转型。于是，管制的复杂矛盾从各个方面显露出来。一方面，由于多年计划经济和政府全面管制，市场的信誉机制都被破坏了，一旦放开经济自由，确实会出现很多乱象。正像张维迎的比喻所说[8]：“这么多年，猫都杀绝了，狗抓老鼠。现在老鼠很猖獗，你说让狗回家休息，人们就担心短期内猫也没有、狗也没有，会不会全是耗子。”这是管制能获得广泛民意支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过去负责消灭市场、替代市场的计划部门摇身一变，又以规范市场的管理者的面目出现——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大多来自对市场和企业的管制。再一方面，由于经济中还保留了部分国有企业，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还担负着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他们需要通过市场管制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竞争优势。这样一来，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中，管制的增加和推行特别容易，管制的减少和清除却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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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张维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警惕“卖拐”的呼吁意义非常重大。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政府管制（或干预）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或局部政策的正误问题，还涉及整个经济体制转型的进步或倒退，跟许多部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权钱交易交织在一起。由于计划经济的残余惯性以及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在中国要想破除政府管制，开放市场竞争，建立信誉机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正像有人对张维迎的比喻引申说[9]：“如果把猫比做市场竞争，它当然会消灭耗子，无奈计划经济把猫消灭了，而人们习惯了狗拿耗子。转轨之后，猫还来不及繁殖，耗子多了起来，但人们误以为狗太少，于是呼吁进一步养狗，可是狗太多，猫就没法活了。”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和市场发展在很大层面上是此消彼长的。因此，必须像张维迎呼吁的那样——只有整个社会提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信念，对政府管制保持高度的警惕，才能防止政府干预带来的改革倒退，并推动经济体制转型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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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女画成猴子——“市场失灵”是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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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另一些人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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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中，政府管制有某种正当理由，这就是“市场失灵”理论。这套理论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它的逻辑与判断是不是经得起理论推敲和事实检验？张维迎在2011年提出了这个寓言[10]对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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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所说的“漂亮女子”是指市场，给她“画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画出的作品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当今世界最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在张维迎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真实反映市场运行状况，而是将市场丑化了。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条件反推得来的市场失灵理论也是错的。他特别针对行动外部性、非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这三个问题，论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推论跟现实不符，从而宣告市场失灵理论的无效。他认为在修补新古典经济学和主张政府干预这两种观点体系之外，有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市场动态理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那才是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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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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