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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古典经济学，要从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说起。他在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富论》中主要提出两个理论，一是分工理论，一是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优的理论。但在1870年代以后大部分经济学家放弃了亚当·斯密关注的分工、发展、技术进步问题，转而研究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从数学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即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前提条件，例如：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市场上的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且这些信息被所有人共享；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等等。在现实观察中人们发现，这些前提条件几乎都不成立，因此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市场不可能自动完成资源最优配置。进而有人提出，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这样，最初是要证明“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效率最优的经济学理论，变成了判断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干预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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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张维迎认为，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的描述出现了偏差，他们使用的假设前提及推论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就像他在寓言中所说，画家对模特的相貌画错了，却有人根据错误的画像来对她整容，结果是越整越丑，越整越糟。他特别针对政府干预市场最常见的三个理由——外部性、非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来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判断是不可靠的。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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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外部性无处不在，政府没法干预，也无需干预。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指个人或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人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但其自身不承担这种影响的后果。例如企业运营中产生的环境污染或技术进步，分别具有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假如政府不对此类行为予以处罚或补贴，会导致这类行为泛滥或稀缺，降低社会福利。张维迎指出，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例如在过去两百多年，人类技术进步率达到1.5%，相当于19世纪之前的30倍。这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补贴的结果。他还举了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女孩子打扮漂亮会让周围的人愉悦，产生正外部性，但没有人会相信，女孩子化妆打扮需要政府补贴或鼓励。我们不能通过在理论上界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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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垄断和竞争的关系不像教科书描述的那么简单。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谓完全竞争，或有效的市场竞争，是市场中有很多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各自占据极小的市场份额，必须接受市场价格，而不能对价格产生影响，否则就会形成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破坏市场的最高效率。张维迎认为，这跟真正的市场运行状况相差甚远。在现实中，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对产品定价，而是生产哪种产品、进入哪个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持续生存，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申请专利，实行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从事并购投资等，其结果是在一定时期或范围内必然形成所谓的“垄断”。但如果不这样，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就无从谈起。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它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据此制定的反垄断法，往往沦为落后企业或利益集团打压先进企业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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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市场自创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信，由于信息在市场主体之间分布是不对称的，“买的没有卖的精”，厂商会利用这点欺骗消费者，所以需要政府对企业进行监管。这是低估了市场的力量。他们只知道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认识不到市场还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即信誉机制。事实上，在产权明确和预期稳定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的最佳策略并非欺骗消费者，而是公开透明，诚实守信；消费者也会借助媒体和信息评估机构，通过理性观察和购买决策，淘汰那些坑蒙拐骗的不良企业。这就是市场的信誉机制。它是通过企业树立品牌和承担连带责任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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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担心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又想限制企业规模，这是自相矛盾的。大企业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而且是建立市场信任与合作关系的核心纽带。试图通过政府管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困难极大，而且适得其反，制造出许多贪污腐败的机会，阻碍技术进步，社会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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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种种，张维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歪曲和丑化了。由于这套理论跟现实世界偏差太大，理论自身存在矛盾，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经济生活，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它提出质疑和挑战。正像张维迎在寓言中说的，当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画像”有问题后，一些人并未完全否认画像，而是修改画像，力图使它更接近市场的真实面目——这就是芝加哥学派。在张维迎看来，因为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自相矛盾。他们虽然提出“政府失灵”理论来对抗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却不能明确回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应该如何取舍的根本问题。至于主张政府调控经济的凯恩斯理论，更被张维迎看作是一种应该被清除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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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的曙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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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有希望了呢？张维迎认为希望还有，那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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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市场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它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利用新的信息，发现、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例如，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正因为信息不对称，人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是主观的，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只有在市场过程中才会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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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生产分工与市场效率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企业竞争也没有矛盾。因为企业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等，都不构成破坏市场的因素。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市场，这些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信誉）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因此，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丑化了市场，奥地利学派理论才是解释市场经济“最透彻、最正确的学说”，是经济学发展的曙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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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能不能像张维迎期望的那样，在未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呢？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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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拥有强大生命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逻辑形式完美。它通过数学形式证明了市场最高效率的存在，尽管使用了跟现实不符的假设条件，却有助于在经济学发展中被精确地代代相传。但正如张维迎指出的，由于它使用了与现实不符的假定，得出市场有效的结论，反而使人们认定现实中市场无效，败坏了市场的名声。这是一个遗憾和谬误。就像我们给一位姑娘画像，画得很美，后来通过对比发现画像跟她本人长相不符，因此就说她丑，这是不对的。她的美可能跟画像的美不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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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张维迎想论证的：即便是在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以及对“市场失灵”理论的反驳，无疑大大拓宽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更坚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张维迎以及奥地利学派理论对市场效率的论证，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严密和深入，还比较粗糙，有待完善。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有了一套完美的标准，却不能准确描述市场状况的话，奥地利学派理论欠缺的是对真实市场绝对有效的数学化证明，以及更多的经验支持。它的发展壮大还需要旷日持久、艰苦细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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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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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太极图”——市场化先于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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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竖椭圆，中间画一条S形曲线，分成两半，自上而下，先大后小的一半是经济改革，先小后大的一半是政治改革。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到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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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用一幅仿太极图来比喻中国改革。他提出这个预测[11]的时候，正值苏联政治突变，东欧开始民主化，国际舆论对苏东改革一片叫好，却不看好中国改革，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张维迎却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止，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改革的力度会比较大，政治改革的比重相对较小。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判。由此，他进一步总结了社会变革中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某种关系。他认为在一个社会的变革中，市场化放在民主化之前通常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过来却可能产生不利的局面。当然，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必须通过政治民主化来巩固和完善，还要跟法治建设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他预计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将有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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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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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历史上，1989至1992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其间由于中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出现政治巨变，对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提出严峻的挑战。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相信，避免执政党丢失政权的有效方法是快速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综合国力。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执政理念。为了贯彻这一理念，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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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正如张维迎所预测的，尽管中国没有公开推行多党制、民主化等政治改革，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推动下，经济改革没有停步。中国的创业自由、交易自由不断扩大，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对外开放大步前进，构成了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在1992年以后20多年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基本保持在8%以上，平均增长10%左右，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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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历史，张维迎在2009年回顾改革历程时[12]提出一个总结。他认为在新兴发展国家的行列中，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先市场化，再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所谓市场化，也就是经济自由化。一个国家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如果人们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带来理想的社会，就会把原本应该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推到政府身上，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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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例如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则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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