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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上述这种情况。首先，由于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加上“9·11”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迹象。但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和布什政府不想让经济陷入衰退，于是从2000年就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1次降低利率。到2003年，美联储的利率下降到1%，实际利率已经为负。这样的利率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一方面误导企业家从事本来无利可图的资本品投资，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大幅度上涨，造成股票市场泡沫；另一方面，又误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使原本不该借钱的人开始借钱，不该买房的人开始买房，导致房地产泡沫和不可持续的高消费。但此时，社会的真实资源并没有增加，当过度的投资和消费转变为严重的物价上升压力时，美联储不得不停止货币扩张（如果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体系的崩溃），利率随之上升。接下来，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开始坍塌。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了，资金出现短缺，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全面收缩，危机浮出水面。直观地看，次贷危机的原因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这只是危机的导火线，而不是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根源是政府干预市场，甚至包括金融业的高度杠杆化，也只是美联储信贷扩张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会失灵，造成市场动荡。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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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政策和贷款担保。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后来克林顿政府又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还设立了政府担保的两家房地产贷款机构——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严重地扭曲了住宅信贷中的商业谨慎原则。在这次危机发生时，房地美和房利美持有一半左右的住房抵押贷款。很多人之所以愿意买“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是因为这是两个美国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果政府不做担保，人们不会轻易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这也导致了借款人的过度借债。这是政府介入市场产生的道德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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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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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次危机跟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前面谈到，美联储为了避免经济衰退，持续降低利率，扩大信贷，因而创造出强劲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就好像本来只具备100美元消费能力的人有了120美元的货币。中间的差额主要是中国来填补的。这是中国实行固定汇率的结果。简单地说，如果中国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美国的扩张政策就会导致人民币升值，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就会给美联储敲响警钟，迫使它早日开始收缩货币，提高利率。但事实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固定不变，中国企业（包括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总是以不变的价格向美国出口产品。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也必须放开口子大量地接受外汇，购买他们的债券。表现在宏观数据上，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2001年为2000亿美元，2006年100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95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人用打白条的方式买中国的产品，这些白条值多少钱最后由美国说了算。所以张维迎说：“美国人需求过度，但价格不涨，利率不涨，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误导了他们。”这也就有了开头所说的纵容“小偷”的寓言。总之在张维迎看来，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并非市场创新过度所致，而是政府对市场自由进行干预的结果。这跟他长期坚持的观点立场是一致的，并有深层的改革建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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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经济学界的大部分意见认为是政府监管缺位所致，中国出现了一些盲目排外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市场经济都垮了，中国为什么还要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没有自由化；等等。这对中国未来继续推进改革提出了挑战。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将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如果相信危机是市场自由运行的结果，中国就应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反之，就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现实中，由于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见是把它归结为市场失灵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各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救市措施，包括降低贷款利率、扩大银行信贷、增加公共投资、强化政府监管等。这是张维迎不愿看到的。所以，他通过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分析强调：“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在解决危机，不如说在延缓和恶化危机。”他甚至大胆预言，各国政府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政策将对经济运行造成严重伤害，其代价会在未来几年显示出来，“我们必须做好迎接下一次危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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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对“周小川”——经济转型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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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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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2010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讨论经济转型时说的这句话，曾广泛流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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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讲话中，张维迎通过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和原因，强调开发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他特别针对经济学界流行的凯恩斯理论，区分了“开发市场”和“扩大内需”两个概念，并表示只有企业家才能完成开发市场的任务。这样一来，他实际上重申了企业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的不可信赖。这是他长期坚持的观点，也预计会在未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继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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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和开发市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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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走势低迷，国际贸易趋于萎缩，如何提振中国经济并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张维迎在2009年至2010年的多次演讲中表示，鉴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GDP中出口的比重不合理地偏高，以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很难持续。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势必发生四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变为国内、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地区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三，从投资驱动、由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支撑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的增长；第四，从新企业进入和企业数量增加带来的增长变为产业整合并购、现有企业规模扩张的增长。—而所有这些转变的核心，就是开发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在现实中，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扩大投资和信贷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中国政府也从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新增中央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8300亿元、银行贷款14100亿元、企业自有资金等其他投资5800亿元，大约完成了4万亿元的投资量。这些增加投资和扩大信贷的政策措施通常被称为“扩大内需”。针对这些政策措施，张维迎提出了开发市场和扩大内需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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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源自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GDP从需求角度被划分为消费、投资加净出口，即所谓的“三驾马车”，可以用“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来表达。其中净出口是外需，投资和消费是内需。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如果外需萎缩，政府可以扩大内需，如果“消费”这驾马车不行，就刺激“投资”这驾马车。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宏观调控。但在张维迎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应不同产业结构，在消费、投资、出口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内在平衡的比重关系，我们不能随意地对某驾“马车”说增就增，说减就减。要是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出现为了保持GDP增长而拼命扩大出口，或为了投资而投资的情况，结果造成资源浪费或结构失衡，给经济留下更大的隐患[35]。这是张维迎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刺激经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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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市场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搞货币扩张或者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而是扩大市场自由，激发企业家精神，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去满足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求。”张维迎说，“开发市场是企业家的功能，扩大内需是政府的功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扩大内需就想到周小川，是货币政策的事。开发国内市场是企业家的事，是马云的事，是王石的事，是马蔚华的事……扩大内需就是说，我出口不行了，电脑卖不出去，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让大家多买电脑，一个人原来用1台，现在用2台、3台，这就是扩大内需。而开发市场呢？就像苹果生产iPad，联想生产Lenovo，你生产出新的东西，让消费者主动去买，这才是开发市场。”张维迎还指出，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利于经济转型和企业创新：“如果我们的思路还是通过货币政策扩大内需，前面讲到的一些转轨就没法进行。好比创新，如果我们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商品都好卖的话，你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传统的东西不好卖，你才有机会创新，才想要去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未来的转轨能不能完成，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如何让企业家根据实践经验，把兴趣都放在开拓每一个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上面。”由此，张维迎得出本文开头的那个著名结论：“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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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优于政府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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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柳传志”和“周小川”当然是一种代指，分别代表企业家的创新与政府宏观调控；张维迎对企业创新的重视和对政府调控的怀疑，也反映出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两种重要思想的分野。早在1980年代张维迎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他就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36]，并一直信守这种观点。这一观点源自1911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增长的实质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也就是对现有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创造出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商业模式等，促成市场均衡与要素收入水平的提升。这种观点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核心作用，与人们日常所见的商业经验较为贴切，并且能将企业微观活动与宏观经济增长的解释融为一体，因此被许多务实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接受并传承。包括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也包括这里看到的“市场派”学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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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基础的凯恩斯理论，最初诞生于对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它的思想核心是：经济运作不止有一个均衡水平。在很多情况下，当经济出现下滑时，由于信用链条断裂，在银行、厂商、消费者之间会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银行担心坏账，不敢贷款给企业；企业担心过剩，不敢扩大生产；劳动者担心未来，竭力缩减消费。这样，经济将被锁定在一个低产出、低就业的“假均衡”状态中。所以凯恩斯主张，在经济陷入萧条时，政府可以增加投资或扩张信贷，把经济从低水平的“假均衡”状态推回到高水平的自然均衡状态中。可见，凯恩斯理论本来是一种关于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理论。但自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于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时频繁使用凯恩斯理论导向的经济政策，它逐渐变成一些人心目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宏观调控也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就像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一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提出“开发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它和“扩大内需”的区别，提醒人们企业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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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否定，在中国经济的某些层面确实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舆论中，他引领了一股质疑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呼声。结果使得在政府管理部门中一些经济官员也承认，4万亿投资计划只是危机时刻的救援措施，必要时还得退出。特别是2013年中国政府换届以后，新一任总理明显加强了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的意图，并对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和张维迎的观点、主张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过，展望中国经济未来，从世界范围的治理经验来看，有关凯恩斯理论的争议不会结束，宏观调控也很难从公共政策领域退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经济长短期效应的两难抉择。张维迎主张的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创新，无疑对经济发展有长期决定性作用。但在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方面，凯恩斯理论及其政策对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同样有强大的诱惑力和说服力。因为人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评判，永远会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权衡摆动。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张维迎强调的市场自由与企业创新和他反对的政府宏观调控，都不会退出理论和决策的争议。“周小川”和“柳传志”两类人物，也将长期并立于经济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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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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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岂能治好慢性病？——政府刺激政策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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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像人一样，如果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可能需要三个月才能恢复，但你一定要用三天的时间就把这个病治好，就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恢复。政府短期经济刺激政策会给经济长期运行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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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2009年8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比喻[37]。此时，中国政府制订的“4万亿”投资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根据这项计划，从2008年4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新增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等投资，总共大约4万亿元。政府希望借助它们，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增长下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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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明确反对“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理由正像上面的比喻所说，他认为短期刺激政策会给经济长期运行带来严重的隐患。为此，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担忧和反对。不过在政策层面上，张维迎的观点几乎没有产生影响，4万亿投资计划终究被付诸实施。而在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从2009年到2012年，伴随经济运行的波动起伏，对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争议不断。直到2013年，从阶段性结果来看，4万亿投资计划似乎确实帮助中国经济渡过了难关，但某些负面作用也在政策实行过程中显露出来。总的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议尚未得出定论，政策的总趋势还是在折中与调和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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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危机下“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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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2008年6月份开始，每个月的工业增加值涨幅不断下滑——从16%、14%、13%、10%，到8%、7%、6%，直到2009年1、2月份下降到2.8%。GDP增长也如此—2008年1季度和2季度略高于10%，第3季度和第4季度分别下降到9%和6.8%，2009年1季度滑落到6.2%。同时由于出口下降，一些企业面临巨大的困难，部分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时任总理温家宝非常担心经济出现负增长，对社会就业和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很快出台鼓励出口的政策，接着又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包括扩大投资、提出产业振兴规划、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从2008年4季度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了投资拉动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年拿出4000亿元，后又陆续投入，到2010年底总共新增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8300亿元、银行贷款14100亿元、企业自有资金等投资5800亿元，完成大约4万亿元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