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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放任理念一度占据着主流。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揭示了市场让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导致国民财富增加的奇妙原理。后来经济学家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论证“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展开的。直到1930年代美国发生空前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情况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在那次大萧条中，美国的社会总产值连续3年急剧下跌，实际产出在1929～1933年下降了大约27%，损失的财富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全部战争开销。美国有1/4的劳动力失业，许多家庭受冻挨饿、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像塞子一样堵在国民经济的要害部位，表明当时经济体系中一定存在问题。但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更无法给出解决方案。那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波动像自然潮汐一样不可避免，经济衰退时人们可以做的就是等待市场自发恢复。这种观点让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面前茫然无措。直到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其一，市场经济中高失业率和未被完全利用的生产能力有可能长期并存；其二，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影响产出，从而降低失业率并缩短经济衰退。他特别针对声称解决长期问题的古典经济学说道：“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要说长期，我们都会死。但是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有人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终究会过去，海洋必将回归平静，那么经济学家给自己的任务就太过简单而无用了。”凯恩斯不甘心在经济风暴面前无所作为，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高失业问题，提出刺激总需求的建议，要求政府通过公共工程支出等措施对市场施加影响，开创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先河。这些理论和主张曾引发无数争议，但很快被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接受，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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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理论的关键定位在于，它不赞同计划经济，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长期有效性，只是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下要求引入政府短期调控，以克服经济波动和市场失灵。事实证明，他的建议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的。这是凯恩斯理论成为世界主流经济模式基础的根本原因，也是折中思想和实用主义的胜利。当然，反对凯恩斯理论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也试图论证，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而且凯恩斯理论的实践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波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或许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本身在方法论上否定经验事实的作用，在学术探讨和观念传播中远离现实，所以他们的理论观点不被政府、学界主流接受，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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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防止滥用、误用凯恩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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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再度大行其道。这是信奉市场自由的张维迎不愿看到的，所以他才通过皇后落水的故事、抽鸦片的比喻等，对政府救市提出劝诫和警告。他甚至提出了“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口号，并预言各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包括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将对经济运行造成“下一次危机”。当然，由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学界多数人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是政府面临危机时很难像“皇后落水”故事所说的那样袖手旁观，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还是被付诸实施。结果，从实证的角度看，支持者预期的效果基本得以实现，而后政府干预也逐渐退出；另一方面，像张维迎这样的反对者所预言的负面状况也隐约可见，只是没有他们描述的那么严重。总的看来，政策制定者还是倾向于对各种理论方法进行折中，并根据情况变化和实际需要随时作出调整。这种实用主义权衡超越单一信仰坚守的状况，是迄今为止、恐怕也将是未来社会经济管理模式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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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转型国家，像张维迎这样大力强调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理念有独特的进步意义。正像前面提到的，凯恩斯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不同，它虽然支持政府干预，但前提是承认私人产权与自由企业制度不受侵犯，并相信市场和企业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而在中国这样计划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家，应该警惕的是凯恩斯理论的滥用和误用。一是滥用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提振经济，久而久之形成“抗药性”，破坏市场机制。二是在市场发育不足的条件下运用凯恩斯理论，强化了政府控制经济，阻碍市场经济制度形成。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个高举市场信仰、反对政府干预的张维迎，对社会经济转型进步的作用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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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下篇 企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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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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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与树影下——为什么是老板监督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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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甲乙两人组成一家“企业”，二人只在晚上有月亮时工作，其中甲在月光下工作，乙在树影下工作。那么，显然，最有效的安排是让乙变成剩余索取者，而甲领取固定工资，因为甲无法监督乙，而乙却可以监督甲。在现实的企业中，经营者类似于这里的乙，工人类似于这里的甲。这是让经营者成为“企业家”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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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一个注脚中，张维迎用这则寓言说明企业内部应该“谁监督谁”。老板是负责决策的，即便你目不转睛盯着他，你也很难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就像寓言中在树影下工作的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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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与树影下”这则寓言真正揭示的，是人有能力上的区别，这是理解张维迎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理解市场制度的关键。我们尝试从这个起点出发，设想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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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谁监督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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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企业？这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疑问，对这一疑问的解答给他带来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有个著名的比喻，市场是汪洋大海，企业是汪洋大海上的小岛屿，岛屿（企业）内部靠“权威”配置资源，而岛屿之外靠价格配置资源。对科斯来说，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互相替换的方式，市场有交易成本，企业有组织成本，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的组织成本之间大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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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靠权威来配置资源的，我们通常说的“计划经济”也是靠权威来配置资源的。在科斯眼里，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企业的大小是市场竞争决定的，而后者的大小则取决于领袖们的个人意愿。科斯是发现交易成本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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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发现是划时代的，但仍未臻于完善。科斯并没有指出企业内部应该由谁来行使权威，老板还是工人？实际上，科斯的注意力集中于市场与企业的替代关系上，未进一步关注企业内部的“权威”分配，而对企业来说，后者更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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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经济学家以激励的角度看企业。他们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有人“偷懒”，有人“搭便车”，难以准确度量每个人的贡献从而准确支付报酬，好比一个拔河队，难以准确估量出每个人使了多少劲。因此，需要专门有人来监督（行使权威），奖励勤劳、惩罚懒惰。但谁能保证这个监督者自己不偷懒呢？为了让这个监督者有积极性，就必须把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给他，让他自己监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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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斯一样，这些经济学家也未注意到“企业家才能”。他们假定所有参与者的能力是相同的，可以随意挑选监督者，只要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以保证其监督积极性就可以了。没有“企业家才能”就没有企业，这个日常经验被他们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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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经济学家以风险和不确定性看待企业，比如弗兰克·奈特。在他看来，未来总是不确定的，对企业而言，首要问题是解决“干什么以及怎么干”，而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与坏，依赖于“企业家才能”。奈特认为，企业仅仅是一种“装置”，通过它，“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起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者和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在他看来，企业内部必然是企业家行使“权威”，因为他们承担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利润正是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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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发表于1921年，比科斯的《企业的性质》早了12年。在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上，科斯更有洞察力，但在企业内部的“权威”分配上，奈特无疑更富直觉。奈特意识到“企业家才能”的先天差异，并且认为应该将“权威”分配给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就是说，比监督更重要的是：谁来监督！从日常经验看，这几乎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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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发展了奈特式的企业理论。他认为选择监督者需考虑两大因素，一是监督的难易程度，二是监督者在团队中的重要程度。不同的人做监督者，有不同的监督难易程度；不同的人做监督者，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积极性损失。最优的制度安排应该是监督成本和积极性损失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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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督难易程度看，最难被监督的人应该成为监督者。这就是本文开头那则寓言的含义：乙比甲更难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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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监督者在团队中的重要程度上看，最重要的人应该是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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