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37659
还是假设甲乙两人组成一家企业,乙的生产率是甲的两倍,那么乙偷懒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就是甲偷懒的两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照顾乙的积极性,让乙监督甲。和前述情况一样,决策工作比执行工作重要得多,因而乙是老板。由此,最难被监督的和最重要的,也就是老板,应该成为监督者。
1704537660
1704537661
张维迎认为,除了激励,也就是如何让人不偷懒外,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选择经营者,从而保证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来运营企业。但是人的企业家能力是难以直接观察的,如何保证有才能的人而不是无能之辈占据老板的岗位呢?
1704537662
1704537663
张维迎同时指出,“资本”可以作为观测人的“企业家才能”的信号,也就是说虽然无法直接判断一个人的经营才能,但可以通过个人财富间接判断。张维迎证明,在报告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上,富人比穷人更诚实,原因在于赔本的话富人需要自掏腰包,而穷人赔的是别人的钱。所以当一个穷人想当企业家时,外人无法准确判断他的经营才能,而富人则刚好相反。如果通向企业家的道路不受个人财富的限制,那么大量一无所有的低能者就会冒充企业家,这一论点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41]我们将在“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中继续这一话题。
1704537664
1704537665
好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1704537666
1704537667
科斯等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探究到企业内部的秘密,是因为他们事先假定人都是相同能力的。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能力上的区别,那么谁监督谁、谁雇佣谁就无所谓了。现实世界中之所以是老板监督员工,是因为人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就是这则寓言的真实含义,这是理解张维迎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理解市场制度的关键。市场所倡导的“公平”,是基于能力的公平。
1704537668
1704537669
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说:“人一旦思考增长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了。”这一逻辑也适用于这则寓言:人一旦思考个体之间的能力差异,就很难再思考其他的问题了。事实上,张维迎24岁时将市场定义成“价格+企业家”后,他的视角从未离开过“企业家”。增长问题,也只有从“人的能力不同”这一角度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1704537670
1704537671
现代经济体的绝大部分资源是在企业内部配置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体的绝大部分资源是企业家在配置。一个经济体的效率,取决于它的资源多大程度上被优质的企业家配置。一个好企业与一个差企业的差别,一个有效经济体与一个无效经济体的区别,本质是一样的:是否掌握在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手上。
1704537672
1704537673
企业家才能包括想象力、创造力、果敢力等,部分可以由后天习得,部分则是先天的。于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这两个方面上:一、如何配置已有的企业家才能;二、如何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才能。对增长问题的回答,对好的经济制度的设想,都依赖于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
1704537674
1704537675
只有市场是创造财富、做大蛋糕的,理论上政府不创造财富,政府只参与分配蛋糕。自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能力,取决于企业家才能多大程度上配置给市场而非政府。
1704537676
1704537677
发展中国家有些例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如法治等)极为缺乏,因而政府同样需要企业家才能——实际上是制度企业家才能。制度企业家创造规则和制度的过程,同样是财富与价值的创造过程。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应该在市场与政府的双轨道上配置,只是政府是科层制,只有极少数的制度企业家实现了抱负,绝大多数都被埋没了。
1704537678
1704537679
企业家才能要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需要配套措施,如创办企业是相对容易的、没有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鼓励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报酬结构,包括财产和合同法规等。这些配套措施是企业家才能转变成经济增长的土壤。
1704537680
1704537681
另一方面,是如何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才能。任何经济组织、经济体都是由人来运营、管理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经济体能像机器人一样进行无人操作,经济组织和经济体的效率无可避免地反映了所有参与者,特别是产权所有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国陈旧的意识形态和教育体系强调服从、听话和趋同,通过破坏人的自我意识和主见,破坏了企业家才能,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组织与经济体的能力和品质。
1704537682
1704537684
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为什么会有职业经理?
1704537685
1704537686
1704537687
1704537688
1704537689
想象一下市场区域内有两大讲台,A和B。讲台A容纳想成为企业家的人,讲台B容纳想成为工人(或消极的资本家)的人。假设一个做公证的官员在每个人的脑门上做标记,证明他们的个人财产有多少。现在市场的门打开。我们看到许多人走进来,每个人脑门上有表明他个人财富的戳子。一些人走向讲台A,而另一些人走向讲台B。通过合作,前者的财产实现了增值,后者的能力得到了报酬,前者是资本家,后者是职业经理人,这就是股份制公司的起源,也是职业经理产生的原因。
1704537690
1704537691
有钱的人未必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未必有钱,此二者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张维迎设想了这个场景。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观察能力和财富是如何走上合作之路的。[42]了解股份制公司的起源能帮助我们纠正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在中国的改革中,一直有个天真的观点,它认为,西方的股份制企业由非所有者管理被证明是有效率的,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所有者为国家——由非所有者管理也会同样有效率。这则寓言将帮助我们看清这一天真观点的荒谬所在。
1704537692
1704537693
职业经理的出现
1704537694
1704537695
财产在人群中的分布与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对称的。有的人很有钱却没什么才能,有的人很有才能却没什么钱,前者的财产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后者的能力又被浪费了。这时存在着一种合作,后者找到前者从而发挥其才能,前者找到后者从而使其资金得到有效使用。股份制公司就是这么诞生的。
1704537696
1704537697
由此可见,职业经理的出现是能力与财富合作的结果。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张维迎让“每个人的脑门上都标注财产”,极富想象地呈现了职业经理的出现过程:
1704537698
1704537699
设想在一个市场中有两个讲台,A与B,讲台A容纳想成为企业家的人,讲台B容纳想成为工人或只愿意给别人出钱而不愿意自己运营的有钱人(“消极资本家”)。
1704537700
1704537701
假设一个公证员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个人财产。于是我们将会看到,有的人走向讲台A,有的人走向讲台B。走向讲台B的,要么是没能力的穷人,要么是富人(也许他们已经足够有钱以至于没必要再冒任何风险了)。讲台B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704537702
1704537703
走向讲台A的人复杂些。可以肯定的是,走向讲台A的富人必定是有能力的,否则他将是非理性的;走向讲台A的穷人既可能是有能力的,也可能是试试财运的平庸之辈。
1704537704
1704537705
比如张三和李四都站在讲台A,张三脑门上的数字是100万,李四的则是1万,张三和李四为雇佣讲台B上的某个工人而竞争,即便李四开出的薪水是张三的两倍,工人也愿意相信张三。
1704537706
1704537707
不仅如此,所有讲台B上的人都倾向于相信讲台A上富人的出价,即便讲台A上穷人的出价可能更高。于是,所有讲台A上的富人在雇佣工人上都做得很成功,而讲台A上的穷人则没几个在雇佣工人上是成功的。在他们的努力失败后,讲台A上的一部分穷人就转到讲台B上做一个等待被雇佣的工人。
1704537708
[
上一页 ]
[ :1.7045376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