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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体的绝大部分资源是在企业内部配置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体的绝大部分资源是企业家在配置。一个经济体的效率，取决于它的资源多大程度上被优质的企业家配置。一个好企业与一个差企业的差别，一个有效经济体与一个无效经济体的区别，本质是一样的：是否掌握在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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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才能包括想象力、创造力、果敢力等，部分可以由后天习得，部分则是先天的。于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这两个方面上：一、如何配置已有的企业家才能；二、如何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才能。对增长问题的回答，对好的经济制度的设想，都依赖于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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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市场是创造财富、做大蛋糕的，理论上政府不创造财富，政府只参与分配蛋糕。自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能力，取决于企业家才能多大程度上配置给市场而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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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有些例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如法治等）极为缺乏，因而政府同样需要企业家才能——实际上是制度企业家才能。制度企业家创造规则和制度的过程，同样是财富与价值的创造过程。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应该在市场与政府的双轨道上配置，只是政府是科层制，只有极少数的制度企业家实现了抱负，绝大多数都被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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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才能要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需要配套措施，如创办企业是相对容易的、没有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鼓励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报酬结构，包括财产和合同法规等。这些配套措施是企业家才能转变成经济增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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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如何增加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家才能。任何经济组织、经济体都是由人来运营、管理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经济体能像机器人一样进行无人操作，经济组织和经济体的效率无可避免地反映了所有参与者，特别是产权所有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国陈旧的意识形态和教育体系强调服从、听话和趋同，通过破坏人的自我意识和主见，破坏了企业家才能，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组织与经济体的能力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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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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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为什么会有职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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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市场区域内有两大讲台，A和B。讲台A容纳想成为企业家的人，讲台B容纳想成为工人（或消极的资本家）的人。假设一个做公证的官员在每个人的脑门上做标记，证明他们的个人财产有多少。现在市场的门打开。我们看到许多人走进来，每个人脑门上有表明他个人财富的戳子。一些人走向讲台A，而另一些人走向讲台B。通过合作，前者的财产实现了增值，后者的能力得到了报酬，前者是资本家，后者是职业经理人，这就是股份制公司的起源，也是职业经理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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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的人未必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未必有钱，此二者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张维迎设想了这个场景。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观察能力和财富是如何走上合作之路的。[42]了解股份制公司的起源能帮助我们纠正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在中国的改革中，一直有个天真的观点，它认为，西方的股份制企业由非所有者管理被证明是有效率的，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所有者为国家——由非所有者管理也会同样有效率。这则寓言将帮助我们看清这一天真观点的荒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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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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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在人群中的分布与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对称的。有的人很有钱却没什么才能，有的人很有才能却没什么钱，前者的财产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后者的能力又被浪费了。这时存在着一种合作，后者找到前者从而发挥其才能，前者找到后者从而使其资金得到有效使用。股份制公司就是这么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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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职业经理的出现是能力与财富合作的结果。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张维迎让“每个人的脑门上都标注财产”，极富想象地呈现了职业经理的出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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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在一个市场中有两个讲台，A与B，讲台A容纳想成为企业家的人，讲台B容纳想成为工人或只愿意给别人出钱而不愿意自己运营的有钱人（“消极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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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公证员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个人财产。于是我们将会看到，有的人走向讲台A，有的人走向讲台B。走向讲台B的，要么是没能力的穷人，要么是富人（也许他们已经足够有钱以至于没必要再冒任何风险了）。讲台B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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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讲台A的人复杂些。可以肯定的是，走向讲台A的富人必定是有能力的，否则他将是非理性的；走向讲台A的穷人既可能是有能力的，也可能是试试财运的平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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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张三和李四都站在讲台A，张三脑门上的数字是100万，李四的则是1万，张三和李四为雇佣讲台B上的某个工人而竞争，即便李四开出的薪水是张三的两倍，工人也愿意相信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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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所有讲台B上的人都倾向于相信讲台A上富人的出价，即便讲台A上穷人的出价可能更高。于是，所有讲台A上的富人在雇佣工人上都做得很成功，而讲台A上的穷人则没几个在雇佣工人上是成功的。在他们的努力失败后，讲台A上的一部分穷人就转到讲台B上做一个等待被雇佣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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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讲台A上还是有一部分确实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继续努力，比如还是李四吧。先前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工人更愿意跟着资本走，他开始寻找资本家的帮助。于是，李四理性地走向讲台B准备说服“消极资本家”。可能王五会被说服了，他准备以自己的财富与李四的能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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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形下，李四并不是个独立的企业家，他仅仅是个受资本家雇佣的管理者，但他必须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这比他单纯做个工人赚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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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被王五信赖传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他应该是个有能力的人，否则王五为何要冒风险雇佣他当管理者呢？！这一信号帮助李四得到更多消极资本家和工人的信赖，于是在获得更多资本和雇佣上都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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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为何要雇佣李四而不是把钱投给有能力的富人呢？这是因为富人不缺钱，王五雇佣李四赚得要比投给富人多得多。王五也可能一开始拒绝所有李四类型的人，但他逐渐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能力、仅仅因为个人财富的约束没有成为企业家，自己可以雇佣使用他们的才能，从而让自己的资本赚大钱。于是，正如我们在现实中风投行业里所看到的那样，财富与能力的合作越来越普遍，这就是“职业经理”诞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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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虚拟场景中，如果没有财产所有权，也就是没有了富人、穷人之分，在他们脑门上标注财产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一情形下，必然是所有人都跑向讲台A吹嘘自己的能力。这将是个吹嘘不需要任何代价的“市场”，低能者和高能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从这一市场挑选的“职业经理”，和在街上随便抓瞎没有区别，正如我们在“月光下与树影下”所说的，如果通向企业家的道路不受个人财富的限制，那么大量一无所有的低能者就会冒充企业家。这进一步说明，资本可以作为识别能力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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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多少财产是实打实的，但一个人有多大能力却难以看清，我们不太可能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能力，比如张三的能力值是50，李四的能力值是20。之所以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正是因为才能的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