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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公证员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个人财产。于是我们将会看到，有的人走向讲台A，有的人走向讲台B。走向讲台B的，要么是没能力的穷人，要么是富人（也许他们已经足够有钱以至于没必要再冒任何风险了）。讲台B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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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讲台A的人复杂些。可以肯定的是，走向讲台A的富人必定是有能力的，否则他将是非理性的；走向讲台A的穷人既可能是有能力的，也可能是试试财运的平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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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张三和李四都站在讲台A，张三脑门上的数字是100万，李四的则是1万，张三和李四为雇佣讲台B上的某个工人而竞争，即便李四开出的薪水是张三的两倍，工人也愿意相信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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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所有讲台B上的人都倾向于相信讲台A上富人的出价，即便讲台A上穷人的出价可能更高。于是，所有讲台A上的富人在雇佣工人上都做得很成功，而讲台A上的穷人则没几个在雇佣工人上是成功的。在他们的努力失败后，讲台A上的一部分穷人就转到讲台B上做一个等待被雇佣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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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讲台A上还是有一部分确实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继续努力，比如还是李四吧。先前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工人更愿意跟着资本走，他开始寻找资本家的帮助。于是，李四理性地走向讲台B准备说服“消极资本家”。可能王五会被说服了，他准备以自己的财富与李四的能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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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形下，李四并不是个独立的企业家，他仅仅是个受资本家雇佣的管理者，但他必须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这比他单纯做个工人赚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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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被王五信赖传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他应该是个有能力的人，否则王五为何要冒风险雇佣他当管理者呢？！这一信号帮助李四得到更多消极资本家和工人的信赖，于是在获得更多资本和雇佣上都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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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为何要雇佣李四而不是把钱投给有能力的富人呢？这是因为富人不缺钱，王五雇佣李四赚得要比投给富人多得多。王五也可能一开始拒绝所有李四类型的人，但他逐渐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能力、仅仅因为个人财富的约束没有成为企业家，自己可以雇佣使用他们的才能，从而让自己的资本赚大钱。于是，正如我们在现实中风投行业里所看到的那样，财富与能力的合作越来越普遍，这就是“职业经理”诞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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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虚拟场景中，如果没有财产所有权，也就是没有了富人、穷人之分，在他们脑门上标注财产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一情形下，必然是所有人都跑向讲台A吹嘘自己的能力。这将是个吹嘘不需要任何代价的“市场”，低能者和高能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从这一市场挑选的“职业经理”，和在街上随便抓瞎没有区别，正如我们在“月光下与树影下”所说的，如果通向企业家的道路不受个人财富的限制，那么大量一无所有的低能者就会冒充企业家。这进一步说明，资本可以作为识别能力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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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多少财产是实打实的，但一个人有多大能力却难以看清，我们不太可能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能力，比如张三的能力值是50，李四的能力值是20。之所以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正是因为才能的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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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雇佣劳动”是在人类自发演进中形成的、基于个人财产所有权的自愿契约，它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大大增进了人类的财富创造。认定资本“剥削”劳动是部分经济学者的误读。如张维迎所说，如果我们不满意于资本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要做的不是——正如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起来造反并消灭他们，而是应该设法提高经营能力的社会可观察度，从而减少能力相对于资本的信息不对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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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份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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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虚拟场景同时帮助我们了解了股份制的好处，它既为有能力的人筹措了资金，也为有钱人实现了财产增值。有钱人和有能力的人之间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如果受托人不能实现为委托人的财产增值，就不可能长久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因此，委托人的财产所有权是职业经理存在的前提，没有这一财产所有权，就不会有职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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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个天真观点其实是对西方股份制企业的误解。在“变压器理论”中，我们还将提到“竞争学派”的这一观点：所有制不重要。这一天真观点主导了2003年之后中国国企改革。中国的国企改革出现了“冒牌”的股份制。认为所有制不重要的理论既忽视了逻辑也忽视了现实证据，当然，他们可能照顾到了体制的意识形态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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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更准确的说法是企业家职能的分离。在股份制公司中，完整的企业家职能由股东和职业经理共同承担，股东承担企业家的风险职能，职业经理承担运营职能。股份制并不是对所有权的弱化，更不是对所有权的否定，而只是所有权表现形式的变化。[44]股东的存在是职业经理存在的前提，没有真正承担经营风险的股东存在，职业经理就不可能对财产真正负责，这是我们以后提到的寓言“变压器理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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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与庙——市场的声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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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商号”起着传统社会“姓氏”的作用；或者说，现代社会是通过“庙”的声誉来约束“和尚”的行为。一个人可以很容易消失在黑暗中，而一个企业是不容易逃跑的。这就是企业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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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中张三和李四个人的重复博弈，转变成现代社会中张三和李四各自所在组织的重复博弈。企业用“商号”加总了内部所有人的行为信息，形成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这就是市场的声誉机制。张维迎眼里的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声誉的载体，是市场本身的运作方式，这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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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一双隐形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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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著名的“大海和岛屿”的比喻，形象说明了市场与企业的替代关系，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张维迎补充了另一面。他说没有了岛屿，大海还是大海，但是没有了企业，市场将不复存在，他认为市场和企业之间不仅仅存在科斯所说的替代关系，还有互补关系。企业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的一种制度安排。正是企业规模、数量的不断壮大，才有了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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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运行需要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最重要的便是信誉与信任。没有信誉与信任，就没有交易，也就没有市场。企业是声誉的载体，没有企业，声誉机制就无法运作，也就没有了市场。张维迎借用了丹尼尔·B.克莱因（Daniel B.Klein）“隐形的眼睛”的比喻，他说，市场除了有一双“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双“隐形的眼睛”，这一“隐形的眼睛”便是声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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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可能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若是如此，我们应当倍感庆幸。但经济学家认为，道德更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以道德处事比以不道德处事处境更优、更有竞争性，由此，道德便成了人的理性选择。遵守道德的奖励和违背道德的惩罚总是和人的每一个行为如影随形，人权衡了利弊后不得不道德。这当然不是说人会在每一个行为中都做道德选择，而是说人遵守道德是基于长期博弈的利弊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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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道德有些许区别，但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通常是道德的，一个讲道德的人也通常是值得信任的。和道德一样，信任也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一锤子买卖中难有信任，而重复交易则较可能有，也就是说，信誉的出现是人们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愿意牺牲眼前利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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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生意人会不会比讲信誉的生意人赚得更多？有可能，但消费者通常会选择不和黑心生意人继续交易，这是对他们不讲信誉的惩罚。生意要成功，通常意味着要进行重复交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讲信誉的生意人就会在和黑心生意人的竞争中胜出。短期内，黑心生意人可能获利更多，但长期看，讲信誉的将获利更多，因为骗子招不来回头客。一个人能持久致富，靠的是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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