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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是自身信誉的索取者。在竞争的经理人市场上，经理人和整个市场之间进行的是重复博弈，市场根据长时间观察到的信息给经理人不断定价。业绩不理想的经理人，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就会下降，对自己长远利益的考虑将诱使经理人为股东努力工作。正是这一声誉机制解决了大量的代理人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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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问题还是吃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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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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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中，福山认为华人社会经济的增长是靠企业的数量而不是企业的规模，福山总结了华人企业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老子创业阶段，即能干的老子创办企业，风生水起，钵满盆满；第二阶段是老子退休，儿子们争夺继承权，企业常分崩离析，运气好的是其中一个取得继承权，带领企业继续发展；第三个阶段是企业终究无法过渡到职业经理人管理阶段，从而走向衰败、灭亡。此基础上，福山得出结论：华人社会是低信任度社会。华人只信任自己的亲人和好友，不信任外人，这是华人社会较少大企业的原因。如果只是横向比较，福山的结论或许是成立的，不仅日美韩，北欧很多国家人口只有几百万，却有着数目众多的世界级大企业。除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是高信任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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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最新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福山则高度赞扬了传统中国的官僚管理体制，他将中国的秦朝作为“国家建构能力”的坐标原点，说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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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历史数据支持福山的新观点。中国历史上官员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西汉是0.22，东汉是0.27，隋、唐、宋、元分别是0.42、0.7、0.09、0.03，[50]都大大低于中国现在的比例。一个高效官僚管理体系不可能数千年存在于一个低信任度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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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员辽阔、人口巨大，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中华文明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现在中国的诚信危机，绝非我们祖宗的基因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产权。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规则。产权不清，人们就无法也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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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诚信为例，经理人市场的核心是谁来买卖职业经理人，谁为职业经理人定价。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体中，企业的决策者，并不是企业长期信誉的索取者，他们在意的只是企业的眼前利益而非长久声誉，他们没有动力为职业经理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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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私人企业才有动力为经理人定价。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私人产权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这既是法律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私企所有者同样没有足够动力为维护自身企业的长期声誉而投资，也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经理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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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筐果子给邻居——产权保护与产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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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强调，产权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家人比较近，我们很难保护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秋天都要送两筐苹果给这家人，这样他们就不偷苹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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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产权没法有效保护时，一定要记得送两筐苹果给最容易、最可能偷窃的人，比如职业经理或核心员工，让他们也有产权。如果你不愿意送这两筐苹果，不但收成不好，苹果树都可能被移走。这一道理适合所有企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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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与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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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或核心员工“叛变”，是普遍性难题，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防范手段，是寻求法律保护。“叛将”偷窃公司核心技术，就要承担“叛逃”的代价，特别是法律惩罚。产权的法律保护越完善，“叛逃”的成本便越大，偷窃的可能性也越小，委托代理链条才可能加长，企业的规模才能做大。没有法律对产权的保护，企业不可能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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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规模到底由什么决定？2000年前后，3位美国经济学家对15个欧盟国家做了系统的实证研究[51]，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规模也越大。这是容易预见的，市场规模越大分工便越细，分工越细企业规模才可能越大。他们的另一个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越有效，产权保护越好，企业规模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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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随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改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与非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之间的差距在减小，不是因为前者变小了，而是因为后者变大了。根本原因，在于非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比如咨询业，对制度的敏感度更高，只有在司法相对完善的环境中，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他们还发现，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企业规模越大；一个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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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私有产权法律环境亟待改善。资产上规模群体特别是企业家群体的移民倾向，是衡量一个国家私有产权法律环境的重要指标。亚布力论坛《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2010》中的数据，超过1/4（26.3%）的中国企业家表示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其中4.8%的企业家称“已经移民成功”，2.9%的企业家表示“正在申请办理移民手续”，而18.6%的企业家表示虽然还没有申请，但“打算移民”。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来说，移民是个敏感话题，常遭遇民族主义者的责难。一位企业家颇为尴尬地向调查人员表示，虽然自己选的是“不打算移民”，但实际上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已经成功移民。鉴于中国企业家在这一调查中表现的谨慎心态，已经移民或有意愿移民的实际比例很可能高于这一调查结果（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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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有关个人行为后果的预期。产权保护越好，预期便越稳定，个人对未来便越有信心，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谁都没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大家都想着怎么占有别人的财富。所以，产权制度既是激励机制，也是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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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家才能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力的关键因素，在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意义上保护企业家才能，是最重要的产权保护之一。中国的私人企业规模匹配不上其市场规模，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企业家才能的产权保护不力。当然，不相匹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历史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制度，在中国不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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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考虑曾成杰、兰世立等典型案例，“税负”即可说明对中国企业家私有产权的普遍侵害。在2012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中，有73.4%的企业家表示“税负过重”。在福布斯2009年全球“税收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排名中，中国排在第二，只有法国排在中国前面。“税负痛苦指数”是由5项不同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加总得到，包括：企业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值税税率等。地方政府征收的财产税（不动产税）还不计入痛苦指数的测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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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企业家才能的，既可能是政府等组织，也可能是企业员工，特别是职业经理和核心员工。事后的法律惩罚是解决之道，但如前文所说，在中国，法律的执行成本太高，事前的激励措施更可能防患于未然。“分果子给邻居”的比喻，说明的正是：产权的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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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惩罚到事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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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常有个心理定式：什么都能给，就是不能给股份。好像给了股份企业就不是自己的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失败，不是企业家不勤奋不刻苦，而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出这一心理定式。他们习惯于把企业产权完全纳入个人腰包，不愿意和员工共享，他们的企业或许有小成就，但始终无法走向大成就。只有把老板的梦想变成所有员工特别是职业经理和核心员工的梦想，这一梦想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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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聪公司创始人郭凡生是中国商界“产权分享”理念最著名的倡导者，他的名言是“商者有其股”。慧聪公司创办于1992年，创办之初郭凡生就确定了这样的分红机制：30%归股东，70%分给员工。随着公司发展，公司产权不断分享给职业经理与员工。慧聪公司上市时造就了数百位百万富翁，一时成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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