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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即责任，企业内部的责任分配和报酬分配遵循同样的逻辑。老板承担剩余责任，员工承担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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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是根据企业的整体表现（如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支付价格的，企业成员之间必然是连带责任，而老板实际上是为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企业内部的责任方式是，让拿利润的人（老板）更好地承担责任，并且激励他监督拿固定工资的人（员工）也承担自己的责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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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小超市买到过期的牛奶，不是采购员的责任，也不是进货牛奶厂家的责任，而是超市老板的责任，所以顾客只会找超市老板论理。这样的责任分配方式就逼迫所有的老板想方设法地监督他们的员工，使其尽心尽责，否则老板就必须为员工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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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企业还必须为所有供应商承担过失责任。如果买到过期牛奶的顾客必须找到农场主才能解决问题，那市场就没有效率了。从老板到员工，从超市、进货牛奶厂家、饲料厂家到农场主，责任即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企业内部、在市场中间，逐层、逐级地追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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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价值链条上承担的责任越大，它在价值分配中的份额就越高，因而，企业都希望做大自己的品牌。企业品牌不断做大的过程，实际上是企业承担更大责任的过程。市场是一个责任体系，市场的责任是在每一个企业商标之间按品牌的大小分配的，所以，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市场责任体系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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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把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误解成企业捐赠、慈善等所谓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这是大相径庭的两种“能力”。辨析二者的区别，有助于增进对市场运作方式的理解和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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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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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常说企业有两种能力，一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能力；二是承担责任的能力，事实上，它们是同一种能力：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利润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度量，利润即责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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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企业就没有利润，除非坑蒙拐骗。利润是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并永远小于企业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只有为消费者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企业才可能多赚利润。竞争越激烈的行业，利润所占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比例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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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组织生产创造利润。企业需要支付工资、利息、原材料价格等。你借了10万，月息1分，月息1分就是这10万块钱的机会成本；你年薪8万招聘一名员工，年薪8万就是这名员工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人在其他地方能创造的最高价值。如果员工在企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少于8万，不仅仅是企业在这单雇佣中亏本，同时也在浪费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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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资源，配置在不同的企业，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利润实际上度量了企业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利润越大，这些资源的效率发挥越充分，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越多，企业越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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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资源，之所以在不同的企业效率发挥不同，最重要的原因是老板的能力不同。在经济世界里，“企业家才能”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企业家才能能否施展，利润同时度量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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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最佳场所，企业是实现企业家才能的主要工具。政府不创造财富，政府只参与分配财富，只有市场在做大蛋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才能尽可能配置在市场上而不是政府机关里，利润是市场吸引企业家从而使企业家才能得到优良配置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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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在“月光下与树影下”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利润的第一个来源是不确定性，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未来总是不确定的，对未来风险的识别能力，是企业家才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利润的第二个来源是创新。企业创新，是企业对资源的另一种使用方式，无论是生产技能、人员配置还是商业模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场所，正是由于市场上你追我赶的创新，资源才得到越来越高效的使用。利润的第三个来源，正如张维迎所说，是企业对市场秩序的维护。[48]除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市场还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市场之网是靠信誉支撑起来的，而信誉是在企业长时间承担责任中形成的。没有责任，便没有信誉。之所以要在每个产品上贴上商标，就是为了便于追究责任。所谓品牌溢价，正是企业长时间承担责任、赢得信誉的结果。企业通过品牌，赚取了利润，也维护了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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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应该在自由企业制度所蕴含的利润机制的引导下进行。企业只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创造利润。当然，现实生活中，创造利润与履行社会责任不可能完全吻合，需要制度变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让二者尽可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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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市场的人比相信政府的人更有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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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各捐赠主体中，企业捐赠仍为主要力量。2012年，来自各类企业的捐赠是474.38亿元，贡献了总量的约58%。其中，民营企业捐赠275.06亿元，占57.98%。自2007年有全国性的捐赠统计以来，民营企业的捐赠数额一直都占据企业捐赠总量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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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基于浙商慈善活动对我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审视》中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浙江省通过各级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历年筹募的善款累计已达90亿元，其中近80%的款物来自民营企业家，并且，这一数据不包括实物捐赠和“浙商”向慈善执行机构和受助人的直接捐赠金额。2002年至2006年期间，浙江省每年新筹集的非政府慈善资金平均增长达87%，远远高于同时期浙江省国民经济平均增长速度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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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有钱，或怀疑中国慈善的统计数字以及绑缚在民营企业家慈善行为上的各种隐性的政治和民意胁迫性，可以再看美国的相关数据（美国通常被认为是自由企业特征最为显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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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国的慈善捐款额累计约3000亿，甚至比芬兰、葡萄牙和秘鲁等国的GDP还高，大约有3/4的善款来自私人，其余的来自企业和基金会。1995年，美国人均公益和慈善捐款数额是法国的3.5倍，德国的7倍，意大利的14倍；1998年，美国人愿意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比例比荷兰多15%，比瑞士多21%，比德国多32%。这些差异不是由教育、收入、性别和婚姻状况等引起的。正如《通往自由之路》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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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慈善行为最引人注意的事实可能是，它与人们对政府角色的观念和信任高度相关，信赖自由企业制度的人相比其他人，无论从时间还是金钱上，都给予的更多。简言之，支持有限政府的人比信仰中央经济统制论者更加慷慨。再考虑一下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态度。1996年，不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平均每年捐赠的慈善金额，是同意政府应当促进收入平等的人的4倍，是持强烈同意态度的人的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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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愿意献血、替人指路、退还多找的零钱、愿意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金钱，甚至约会迟到等方面，统计数字都证明，信赖自由企业制度的人都比支持大政府者更主动、更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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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组统计数据的解释是，信赖政府的人倾向于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事，从而更容易让自己逃脱责任；而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人则倾向认为照顾弱势群体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责任——只有让别人幸福自己才能幸福，这是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的逻辑。平均而言，多数人一生要在企业里度过30年以上，这30年里，他们干的其实就是通过主动服务别人让别人受益从而让自己也受益这件事，正是这一日积月累的主动习惯和责任意识，让他们建立起比大政府主义者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关爱他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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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们中的一位，来自福建一个创业传统浓郁的县级市——长乐，今年刚好是他高中毕业20周年，这一年大大小小高中同学的聚会给了他观察20年不同人生道路对人的行为习惯影响的机会。他发现做企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同学的确展示出比政府从业者和其他职业者更主动的为人处事态度、更好的服务意识以及体谅照顾人的责任心。这几点在20年前无太大差别，20年的同学情谊使他相信这样的行为习惯并非出于策略，而是出于习惯、发乎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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