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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对这个问题主流的回答是：企业家重要，所有制不重要，关键要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给予国企经理更大的自主权。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1989年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上发言，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既肯定“企业家”的作用，“经营者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担当者，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企业的中心人物”，同时也反对把所有制改革作为当时国企改革的方向。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巨大市场。1986年，张维迎将自己的回答归纳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考虑到他当时只有27岁，尚未接触现代企业理论，这一回答显示了他的学术天分。他提出形象但今天看来略显粗糙的所有制关系的“变压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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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制下有没有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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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甚为简单，它假设从财产所有者（人民）到财产直接支配者（主管政府官员如现在的国资委主任）之间由若干个“变压器”串联而成，每一个“变压器”都是“降压器”，用“初始输入电压Vo”表示财产所有者（人民）对财产的名义关心度；用“最终输出电压Vn”表示直接支配者（国资委主任）对财产的关心度或所有者对财产的有效关心度；用“变压系数P（1＞P＞0）”表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控制度，于是：Vn=V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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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制下，财产属于全民所有，任何个体对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没有独立支配权，Vo极低，几乎为零；财产的实际支配权在主管政府官员手里，但政府官员又是通过无数次委派、任命产生，中间有无数个降压器，最终输出电压极低，即便主管官员能完全控制国企经理，也难以保证国企经理真正对财产负责，这就是困扰国企改革的最核心问题：“所有者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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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与“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的股东对自己的财产有完全独立的支配权（Vo=1），同时，股东到经营者之间的变压器很少，即使把董事会看作是个“变压器”，但股东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自由买卖股票，等于在“变压器”旁边又加上了一个“直通并联电路”，可以有效保证经营者对财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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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变压器理论，张维迎说明了国有制下对国企经理“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在这篇题为“企业家与所有制”的文章中，他还依此说明了国有制下“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他最终归纳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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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一直有两个主要的理论派别，一是“竞争学派”，核心主张是只要有“充分竞争”，所有制不重要，国有企业可以与市场经济兼容；二是“产权学派”，认为所有制是关键，市场经济只可能建立在私有制上，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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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迥异主张。前者认为，重点不在所有制改革上。一是借用外部事后监督，通过充分竞争市场下形成的平均利润作为考核国企经理的参照。二是设计内部事前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此二者的结合可以解决国企经理的监督与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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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是“产权学派”的代表。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激励问题，二是经营者选择问题，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责任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等，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企经理（包括员工）的短期激励问题，但没有解决长期激励和经营者选择问题，而此二者的解决，只能依靠所有制改革。只要国企经理依然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不必为此承担个人风险，政府官员就没有积极性挑选真正有能力的人来运营国企，他们也不可能像真正的股东那样激励和约束国企经理。他们充其量只是“虚拟股东”。这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冒牌的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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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主任是冒牌的“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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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布鲁斯，1960年代曾任波兰国际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是东欧转轨改革的重要经济学家，曾致力于将经济学家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化，但他最后却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全面的反思，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家身份这个具有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造性破坏’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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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说，国有企业经理无法成为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力，但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企业失败后承担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完全的市场经济，类似于纸牌游戏，不拿自己的赌注冒险几乎没法玩。国企经理不可能成为私企老板那样的牌手。企业搞得好，国企经理不增加自己的收入（至少名义上）；企业搞得差，他们个人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是不拿自己的资本冒险的冒牌“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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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股制度等非所有制的改进措施，同样不能使国有企业经理成为真正的牌手。布鲁斯进一步指出，在具有匿名性质的国家组织中，谁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行动并将风险责任转移给他们的委托人，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国有框架内不可能找到企业家职能的位置——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不能追溯到具体的个人来承担，而这正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而这一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所有权与经营者分离”的真正的股份制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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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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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月亮交给农村老太太——被误会的“科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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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产权最有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有分歧。科斯定理说，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是不重要的。这里讲的不重要是指谁拥有产权不重要，但其前提是有人拥有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资产的产权是清楚的。但是这样的产权安排本身是没有效率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月亮的所有权归给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这个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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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前面的比喻，张维迎想说明，“产权是否清楚界定”和“产权安排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为理由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真正清楚的产权界定，是把产权界定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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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月亮交给农村老太太”，这是对科斯定理的一个误会。对科斯定理更大的误会，是忽视了它成立的前提，这一前提是没有强盗。科斯定理揭示了市场的力量，但必须约束强盗，市场才能彰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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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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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对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外国经济学家，无疑会是罗纳德·科斯，这既是因为他的学术，也因为他对中国的热情，虽然他从未到过中国。科斯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变革。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最新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扉页上致敬科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我们已经多次提及他著名的“汪洋大海与岛屿”的比喻，同样著名的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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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是说，只要产权（法定的权利）界定清晰，且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状态并不影响效率，或者说产权属于谁不重要。牧民家的牛践踏了农夫家的麦地，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状态牛可以践踏麦地（产权在牧民方）或牛无权践踏麦地（产权在农夫方），都不影响最优效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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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张三半夜三更的歌声影响了李四休息，只要产权界定是清晰的，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状态是不允许张三唱歌（产权在李四方）还是允许张三唱歌（产权在张三方），都不影响最优效率的实现。之所以不影响最优效率实现，是因为双方可以不停地讨价还价（这正是市场的力量），直到再也没有帕累托改进为止，反正讨价还价不需要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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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为零”只是个黑板上的假设，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无处不在——张五常说，只有鲁滨逊的一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由此，科斯定理的推论是，现实世界（交易成本不为零）里，产权的初始状态影响效率，或者说产权属于谁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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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权，有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经常被混淆。一是谁拥有产权是否重要；二是谁拥有产权最有效。在第一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之间几乎没有异议：真实世界是有交易成本的世界，谁拥有产权很重要。但对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就不那么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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