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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著名媒体人、微博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罗昌平创业，投身移动互联网。他的创业项目是消费品检测“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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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说：“30年前，德国就像今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雾霾当空，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等构成那个时代的重大缺陷，柏林一名记者转型创立ÖKO-TEST。今日，我将这个测评体系引入中国，服务10亿消费者。ÖKO，优客，那些品质生活追求者的共同标签。我们承诺，所有产品匿名随机采购，不接受任何企业邀请；所有检测全部在海外完成。独立、权威与公信力，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以此为基石，我们正在组建强大的资讯运营团队，以移动终端切入，致力于打造一个责任消费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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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的这个创业构想显然迎合了当前人们对商品质量安全的担心。但是，并非收企业的钱、向企业卖认证就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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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理解市场化的质量认证机构的原理。他们误以为，收了企业的钱，质量认证机构就会帮企业作假。但是想一想，假定一家质量认证机构卖给200家企业认证，如果它帮其中的3家企业作假，被发现以后，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其他197家企业都不会买它的认证了，它的损失远远大过所得。那么，谁来发现它作假呢？其他质量认证机构！揭发同行作假，可以抢走作假者的客户，并且，可以树立自己专业、负责任的形象。另外，质量认证机构串通企业作假，消费者可以同时起诉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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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广告。广告是企业掏钱来让消费者认知产品的，当然，这笔钱最后都要加到商品中去，其实还是消费者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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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模式不是反过来？为什么不是消费者先花钱看广告，然后买商品的时候便宜一点？原因很简单：消费者不知道该把广告费分配给谁。某产品性价比也许还可以，但它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如管理、产能等）是扶不起的阿斗，消费者分配广告费给它，就是浪费了。再说，一个人该给什么档次的商品分配广告费，更是难解决的问题。冒风险是企业家的事，不是消费者的事。企业家花钱做了广告，但其他方面跟不上，就只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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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认证道理一样。消费者掏钱，消费者不知道该把检测费分配给什么产品。消费者更适合事后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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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在某些小而专的商品领域，市场化的质检机构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收费运行，甚至可能靠捐款模式运行，但市场的主流模式，一定是向企业收费或者靠广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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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质检部门，主流模式却是收纳税人的钱，去全面地检测商品质量（当然，这个全面是名义上的，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种模式必然低效。政府岂能知道该怎么分配检测费？再加上官僚机构弊端重重，那就更没办法了。政府部门也有强行收取企业费用的模式，还有企业自愿购买认证的模式，后者其实相对更有效率，但却为很多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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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的质检机构有，但市场空间仍然是巨大的。希望罗昌平不要误以为向企业收费就是被资本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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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国企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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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理论——“国资委”主任算不算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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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提出一个可以称为所有制关系中的“变压器理论”。这个理论设想，从最终的财产所有者到财产的直接支配者之间的关系由若干“变压器”串联而成，其中每一个“变压器”都是“降压器”（至少不升压），变压器越多，降压幅度就越大。我们用“初始输入电压Vo”表示最终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名义关心度；用“最终输出电压Vn”表示财产直接支配者对财产的关心度或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有效关心度；用“变压系数P（1＞P＞0）”表示委托人对被委托人的控制度，于是：Vn=V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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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国企改革的深入带来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企业家”与“所有制”的关系。当主流认为“企业家”不重要时，张维迎率先阐明“企业家”的极端重要性。主流逐渐接受“企业家重要”的看法，但同时认为所有制不重要。27岁的张维迎借用“变压器理论”说明“企业家”和“所有制”的本质关系：国有制下不可能有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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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理论很简单，它以“电压”代表个人对公家财产的实际关心度，假设从财产所有者（人民）到财产直接支配者（如国资委主任）之间由若干个“变压器”串联而成，追问初始电压和最终电压的大小。在国有制下，初始电压极低，最终电压几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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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匿名性质的国家组织中，谁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行动并将风险责任转移给他们的委托人，而风险责任正是企业家的最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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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算不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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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是私有产权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不同能力人之间的契约，是不同能力人之间的组合，如“月光下与树影下”中奈特所说的，企业仅仅是一种“装置”，通过它，“自信或勇于冒险者承担起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者和怯懦者能得到一笔既定的收入”。人群中有少部分人对未来的判断更准确，更富有想象力，做事也更果断，让他们决定生产什么以及怎么生产，比每个人自己决定更有效率，他们没有固定报酬，但占有利润，可能赚也可能亏；能力相对弱的则负责具体执行，他们旱涝保收，领取固定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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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判断未来的人为什么要创办企业？因为市场没办法给他们的这一能力定价。好比甲认定雨衣比雨伞更适合本地市场，他想把这一预判卖给乙，市场要完成这一交易将遇到两个困难：一、甲必须把这一预判告诉乙，乙才可能被说服出价，但甲都已经告诉乙了，乙为什么还用出价购买呢？二、即使乙愿意出价，但价格应该是多少呢？理论上可以无穷大（所有人都买），也可以无穷小（没一个人买）。价格也不可能事先谈好，因为事先乙根本不知道这一“预判”是什么，如何出价？只有创办企业，才真正知道甲的这一预判到底能值多少钱。企业是企业家的工具，是“企业家才能”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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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国有企业不是自由契约的产物，而是行政权力强加的制度安排。以1979年之前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它们仅仅是生产车间，或者说是生产车间和行政组织的混合体，经理完全执行上级指令，既不能决定生产什么，也不能决定生产多少；经理在生产、人事、财务、分配上完全没有自主权，更谈不上什么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经理个人的职位和企业本身的效益也完全没关系，事实上两者之间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因为效益取决于决策，而决策不是经理完成的。国有企业的经理，更像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里的车间主任，是“员工”，而不是“企业家”。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体系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1978年前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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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但这条主线曲折跌宕，至今未有定论，眼下最时髦的说法叫“混合所有制”。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从模仿市场经济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开始的，也就是从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开始，我们叫“扩大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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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国企改革争论的本质，是不改革所有制，而通过各种激励创新，如“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责任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国企经理能否变成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家是特定所有制的产物，还是可以兼容于各种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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