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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变压器理论,张维迎说明了国有制下对国企经理“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在这篇题为“企业家与所有制”的文章中,他还依此说明了国有制下“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他最终归纳为“国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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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一直有两个主要的理论派别,一是“竞争学派”,核心主张是只要有“充分竞争”,所有制不重要,国有企业可以与市场经济兼容;二是“产权学派”,认为所有制是关键,市场经济只可能建立在私有制上,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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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迥异主张。前者认为,重点不在所有制改革上。一是借用外部事后监督,通过充分竞争市场下形成的平均利润作为考核国企经理的参照。二是设计内部事前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此二者的结合可以解决国企经理的监督与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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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是“产权学派”的代表。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激励问题,二是经营者选择问题,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责任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等,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企经理(包括员工)的短期激励问题,但没有解决长期激励和经营者选择问题,而此二者的解决,只能依靠所有制改革。只要国企经理依然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不必为此承担个人风险,政府官员就没有积极性挑选真正有能力的人来运营国企,他们也不可能像真正的股东那样激励和约束国企经理。他们充其量只是“虚拟股东”。这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冒牌的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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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主任是冒牌的“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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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布鲁斯,1960年代曾任波兰国际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是东欧转轨改革的重要经济学家,曾致力于将经济学家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化,但他最后却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全面的反思,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家身份这个具有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创造性破坏’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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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说,国有企业经理无法成为企业家,通常被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力,但他们真正缺乏的是企业失败后承担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完全的市场经济,类似于纸牌游戏,不拿自己的赌注冒险几乎没法玩。国企经理不可能成为私企老板那样的牌手。企业搞得好,国企经理不增加自己的收入(至少名义上);企业搞得差,他们个人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是不拿自己的资本冒险的冒牌“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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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股制度等非所有制的改进措施,同样不能使国有企业经理成为真正的牌手。布鲁斯进一步指出,在具有匿名性质的国家组织中,谁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行动并将风险责任转移给他们的委托人,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国有框架内不可能找到企业家职能的位置——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不能追溯到具体的个人来承担,而这正是“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而这一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所有权与经营者分离”的真正的股份制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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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月亮交给农村老太太——被误会的“科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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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产权最有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有分歧。科斯定理说,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是不重要的。这里讲的不重要是指谁拥有产权不重要,但其前提是有人拥有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资产的产权是清楚的。但是这样的产权安排本身是没有效率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月亮的所有权归给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这个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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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前面的比喻,张维迎想说明,“产权是否清楚界定”和“产权安排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为理由反对国企的产权改革。真正清楚的产权界定,是把产权界定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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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月亮交给农村老太太”,这是对科斯定理的一个误会。对科斯定理更大的误会,是忽视了它成立的前提,这一前提是没有强盗。科斯定理揭示了市场的力量,但必须约束强盗,市场才能彰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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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产权清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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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对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外国经济学家,无疑会是罗纳德·科斯,这既是因为他的学术,也因为他对中国的热情,虽然他从未到过中国。科斯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变革。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最新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扉页上致敬科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我们已经多次提及他著名的“汪洋大海与岛屿”的比喻,同样著名的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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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是说,只要产权(法定的权利)界定清晰,且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状态并不影响效率,或者说产权属于谁不重要。牧民家的牛践踏了农夫家的麦地,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状态牛可以践踏麦地(产权在牧民方)或牛无权践踏麦地(产权在农夫方),都不影响最优效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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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张三半夜三更的歌声影响了李四休息,只要产权界定是清晰的,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状态是不允许张三唱歌(产权在李四方)还是允许张三唱歌(产权在张三方),都不影响最优效率的实现。之所以不影响最优效率实现,是因为双方可以不停地讨价还价(这正是市场的力量),直到再也没有帕累托改进为止,反正讨价还价不需要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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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为零”只是个黑板上的假设,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无处不在——张五常说,只有鲁滨逊的一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由此,科斯定理的推论是,现实世界(交易成本不为零)里,产权的初始状态影响效率,或者说产权属于谁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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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权,有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经常被混淆。一是谁拥有产权是否重要;二是谁拥有产权最有效。在第一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之间几乎没有异议:真实世界是有交易成本的世界,谁拥有产权很重要。但对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就不那么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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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无论是“牧人与农夫”还是“张三与李四”的案例,产权都清晰界定给了个人,或牧人或农夫,或张三或李四。所谓清晰的产权界定,既指产权的界定必须清晰,也指产权必须界定给个人,否则界定产权是没有意义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样的产权安排是有效的吗?答案却是“否”。国有企业不是国企经理的,产权是否界定给国企,和国企经理并无直接关系,连国企经理自己都不知道能在这一岗位上干多久。我们已经在“变压器理论”中充分说明了国家所有制的无行为能力,在国有制下,财产属于“全民所有”,没有人真正关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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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国家体改研究会的一次发言上,张维迎借用“假如把月亮交给农村老太太”的比喻说明上述两个问题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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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有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才可能明晰国企改革的真正困境和真正出路。国企之所以要改革,并不是国企的产权不清晰,而是国企的产权安排没有效率。误用“科斯定理”,以“国企的产权是清晰的”为理由反对产权改革,恰恰是贻害了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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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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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斯定理”之前,对污染、堵车等所谓外部性问题的传统解决之道,是政府管制或者税收补贴。但科斯定理提醒我们,“外部性”的存在并不能为政府干预提供理由。科斯定理真正想说明的是,要相信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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