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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成功的品牌下，处在品牌链条不同层级的企业所得也是不一样的。对此，张维迎说：“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概念——价值链的分配。我们以4层叠罗汉为例，价值链的分配大体上是每一层1/4，如果我们画一个正方形圈起来，每一层1/4。这意味着什么？站在最高一层的人，他所拿的是最底层的4倍，这就是典型的价值链的分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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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分配？张维迎多次论述，企业能负多大责任，就能赚多大钱。在价值链的分配上也是如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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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一个人可以拿到别人的4倍呢？其实站在最高层的人就是一个包工头，他在消费者面前替消费者承包了，然后他再分包。为什么承包就可以赚大钱呢？因为你要对所有后续的厂家负责任。所以我有一个概念，利润只能来自责任。站在最上层的这个人，除了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下面9个人负责；而站在第2层的人，他只对下面的6个人负责；站在第3层的人，他对下面的4个人负责；站在第4层的人只对自己负责。所以这个责任是一目了然的。你要做有品牌的企业，需站在第一层，你要对所有人的行为负责任。好比说奔驰车，我卖了车，车出问题了，一检查，是轮胎的问题，或是发动机的问题，不能说与我没关系，因为你要对所有上游厂家的行为负责任，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供货商，你都要负责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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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论述很精辟地说明了品牌价值链上为何如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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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创造品牌的企业是否就赚取了比制造业更高的利润呢？富士康是否太委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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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是成功了，但无数致力于创建品牌的企业没有成功，它们投入的大量资源没有赚回来。有句话说，“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那些指责中国企业没有品牌意识的人就是如此。他们只看见成功品牌的风光，没有看到无数倒下品牌的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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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创建品牌的企业仍然要遵守平均利润规律。如果创建品牌可以获取高过平均利润的回报，那么资本就会更多地投入到创建品牌的企业中，从而拉低投资回报，使得创建品牌的企业只赚取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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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行业其实也是赚取平均利润。富士康尽管只在每部iPhone上赚取6美元，但是它却不需要对手机的最后销售负责。假如iPhone品牌最后失去消费者的喜爱，富士康最多损失苹果的订单，但它还可以接其他品牌的订单。但苹果公司损失就大了。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曾经风光一时的手机品牌，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等，纷纷衰落。持有摩托罗拉、诺基亚品牌的企业自然受损巨大，但曾经为它们代工的企业，则受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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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富士康把创建大众品牌的事情交给苹果公司等去做，它只需加强制造功力。尽管每部手机利润微薄，但它可以为多家品牌代工，总利润并不低。尤其是考虑到苹果们品牌贬值的风险，富士康的利润更不算低。富士康超过100万员工，若非老板郭台铭精明过人，怎么能做这么大？所以，不要担心郭台铭看到该赚的钱却不去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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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苹果还是富士康，它们都是比较优势规律、平均利润规律的产物。政府不要搞“腾笼换鸟”之类逼企业升级、转型的政策，政府不可能帮助企业去违背比较优势规律、平均利润规律。政府逼企业去创建品牌，只会使这些企业获得的回报低于平均利润，丧失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而使整个中国经济丧失竞争力、活力。企业在市场中、竞争中不断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利润点，企业的升级、转型自然就发生了，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也就自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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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与老二的不同命运——绿色经济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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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经常会拿后代说事儿。人类必须关心后代，但究竟什么有利于后代，什么对后代没有利，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我的老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家弟兄俩人，父亲给俩人留下相同的地，哥哥为子孙考虑，守着这块地，一直看管它，精心耕种它。弟弟把地卖了，拿着钱出去上学了，后来当了大官，买回来好多好多地。后来弟弟又出问题了，土改时他是地主，把他斗死了，孩子也抬不起头。你说哪种做法对后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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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2日～23日在成都举行了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年会的主题是“绿色进化：政府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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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过快导致环境被破坏，并且认为环境问题不是企业能解决的，需要政府干预。但张维迎不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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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用这个寓言说明：不要简单理解“长远”利益。环境问题因其关系到人类的长远利益，而常常被人视为“市场失灵”的领域，但这是对市场的误解。政府所做的“长远”考虑，因为官员的理性有限，其实是不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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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断降低人们利用资源的成本，创造了被人们忽视的环境奇迹。和人们的直觉相反，绿色经济仍然是企业的舞台，而非政府干预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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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改善环境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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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说的这个故事里，兄弟俩都是为未来考虑，但未来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其实人是很难预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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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了这么一句话：“对现代人来说，不幸的是，很多枝节问题显得极其重要，而那些真正能够塑造未来的事件则不事喧哗，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在发生。”布罗代尔的观点和张维迎的故事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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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在明代，就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人口问题，到了清代，关注人口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他们担心人口增长和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乾隆年间的学者汪士铎，就主张政府干预老百姓的生育。但是当代历史学者李中清的研究表明，人们已经有很多的自发节育的做法。比如，1700～1840年间，清宗室妇女的结婚年龄从十五六岁提高到了二十多岁，独身的比例也明显提高；同时宗室男子纳妾率也有惊人的下降，他们每个妻妾的生育率以及每个家庭（单妻和多妻家庭）的生育率也在下降。李中清解释，这是因为宗室所得的补贴减少了。从李中清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人口和资源存在紧张关系的时候，这一紧张关系自然会反映到经济上，而人们也不自觉地调节了生育行为。当时的人并不能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对于整个经济的意义，他们只是自然而然地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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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经济学，人们可以看见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真正能够塑造未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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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问题一样，环境问题被视为事关子孙后代的长远问题。对于这个长远问题，很多人非常关切，但是，他们却常常被那些喧嚣一时的事件吸引，而没有注意到“真正能够塑造未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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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人们常常忽略企业的作用，甚至认为企业主要造成负面作用，要保护环境，还得靠政府干预。每年，世界上举办无数场大大小小的关于环境问题的会议。其中，很多还是多国领导人参加的高级别会议、谈判。无数名流坐着飞机奔赴这些会议、谈判，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可谓喧哗的事件。但是，企业的作用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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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企业的行为才是真正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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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说：“不要把环境、环保和工业文明对立起来。公元前10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工业文明。汽车发明时，开始是解决城市环境的最终手段，当时伦敦大街上都是马粪，环境非常糟糕。”他还讲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我特别想讲一下我的家乡陕北高原，几百年前植被是非常好的，后来被破坏了。到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的时候是光秃秃的，很少发现树木，更不要谈草地了。那么这个时候也没有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仍然过度地开发。今天再去陕北，从鄂尔多斯走高速公路，一路到延安、西安，绿化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钱了，发达了，老百姓不需要上山砍伐了，我们退耕还林的政策，植被自然恢复非常快。如果我们没有工业文明，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要糟糕得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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