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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经济学，人们可以看见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真正能够塑造未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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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问题一样，环境问题被视为事关子孙后代的长远问题。对于这个长远问题，很多人非常关切，但是，他们却常常被那些喧嚣一时的事件吸引，而没有注意到“真正能够塑造未来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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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人们常常忽略企业的作用，甚至认为企业主要造成负面作用，要保护环境，还得靠政府干预。每年，世界上举办无数场大大小小的关于环境问题的会议。其中，很多还是多国领导人参加的高级别会议、谈判。无数名流坐着飞机奔赴这些会议、谈判，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可谓喧哗的事件。但是，企业的作用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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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企业的行为才是真正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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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说：“不要把环境、环保和工业文明对立起来。公元前10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工业文明。汽车发明时，开始是解决城市环境的最终手段，当时伦敦大街上都是马粪，环境非常糟糕。”他还讲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我特别想讲一下我的家乡陕北高原，几百年前植被是非常好的，后来被破坏了。到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的时候是光秃秃的，很少发现树木，更不要谈草地了。那么这个时候也没有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仍然过度地开发。今天再去陕北，从鄂尔多斯走高速公路，一路到延安、西安，绿化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钱了，发达了，老百姓不需要上山砍伐了，我们退耕还林的政策，植被自然恢复非常快。如果我们没有工业文明，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要糟糕得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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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数千年来，企业是改善环境的主力军，只是这一点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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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何具有改善环境的巨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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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迁到城市的人有和张维迎一样的感受：当他们回到老家的时候，看到的是“旧故里草木深”。但是当他们在城市时，他们却会抱怨看不到青山绿水。这一抱怨甚至反映在中央文件中。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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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里的人的确越来越难看到青山绿水。然而，他们忘了，在遥远的乡村，原来被破坏的青山绿水，大片地恢复了。媒体报道，在湖南一处地方，“山村频遭野猪侵扰环境好转致野猪重现”。这样的报道并不少见。人们只就眼前的钢筋水泥森林控诉城市化的破坏力，控诉“市场的失灵”，却不知道，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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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野也包括历史的视野。正如张维迎所说，1000多年前，伦敦这样的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大街上到处是马粪，还有污水、垃圾，等等。英剧《浴血黑帮》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英国的大城市景象也与此相差不远，煤碴路就算是干净的路了。电影《香水》反映的是近代巴黎，城市也是一片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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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布满粪便、污水的城市道路被平坦、干净的水泥路取代了。到处乱飞的苍蝇也不见了。当人们控诉工业化破坏的罪恶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已经在他们身边创造了一个环境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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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分散的企业，没有政府的指引，为什么可以创造无数环境奇迹？这是因为，企业的功能是帮助人们以更低的成本去满足生活需求。企业必须要能够帮助消费者降低成本，才能得到消费者的支持，否则就会受到亏损的惩罚。所谓经济发展，意味着人们满足欲望的成本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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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更低成本满足生活需求，那也就意味着，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小。企业并没有刻意帮助人们保护环境，但却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帮助人们保护环境的作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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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现代城市每家每户都有的抽水马桶，在100年前，连紫禁城里的皇帝都没有。那时候，制造马桶这样的大型瓷器成本还很高昂，更不要说与之配套的钢铁水管、上下水设施等。除了抽水马桶，如煤气灶、电灯等无数的东西，都在帮助人们减少环境成本。正是无数企业降低成本的努力，才使得“干净城市”的成本不再高昂到普通人承受不起。像北京这种聚集数千万人的超级城市，放在古代，绝对是不可想象的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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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乡村，除了大片青山绿水得到恢复，越来越多的水泥路取代了过去的污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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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你看到水泥厂污染了一个小地方时，你要明白，更多的地方环境因此而得到改善了；当你看到城市建设又使一座小山消失时，你要明白，在遥远的地方，更多的山水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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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必须靠企业寻找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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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问题就是成本的问题、选择的问题，环境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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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讲的两兄弟的故事，其实体现了人们对未来规划的理性不及。在环境问题上，人们迷信政府干预，包括一些企业家，也有这样的迷信。“大家一打着绿色低碳的旗号就占据了绿色的制高点”，但“对人类的未来我们知道得非常少”[65]。政府的干预就像那两兄弟的未来规划，后果是支持者意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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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府干预钢铁产能、水泥产能，看起来减少了碳排放，但却增加了钢铁、水泥的成本，影响了人们在其他方面改善环境。欧盟要求成员国多用生物汽油，看起来减少了原油炼化的污染，但却增加了农作物种植的碳排放，并抬高了粮食价格。总之，成本是需要企业不断去摸索的，政府不知道减少环境污染的成本最低的方式在哪里，它们只会简单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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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说：“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靠某一些人坐在屋子里面确定那个标准就一定是对人类最好的标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我们说一次性筷子和重复使用的筷子，如果离开了价格，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哪一个更绿色。有人说可能一次性筷子浪费了好多的木材，其实我们想一下，制造这些一次性筷子的木材，如果不造筷子，它能做什么，到时候也要砍伐。重复使用的筷子可能更绿色，但是它消耗好多洗衣粉和消毒剂，如果消毒不干净又引起其他疾病传染，导致住医院，又要吃药，又导致大量消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一次性筷子更绿色还是重复使用的筷子更绿色。”[66]张维迎的这段话非常恰当地体现了政府干预的理性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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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怪罪人的欲望，希望通过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减少环境污染。这些人不明白，政府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固然使得人们无法满足更多的欲望，同时，也阻碍了人们降低满足现有欲望的成本，而对环境保护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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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个人理性不及，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问题无解。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一种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依赖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这个可以依赖的机制就是市场机制。官员不知道节约环境的成本最低的方式是什么，但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发现。前文已述，通过企业的逐利行为，人类生存的环境有了令人惊讶的改善。未来，保护环境、发展绿色经济，正如张维迎所说，要靠企业去寻找到合理的商业模式。只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才意味着低成本、高效率。保护环境和效率并不矛盾。恰恰相反，保护环境离不开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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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环境问题和产权有很大关系。一家企业污染了一个地方，尽管它造福了消费者，但这个地方的人却是受害者。这种情况往往和产权不清的公共领域问题相关。这种情况没有计算环境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厘定产权，让企业、居民通过产权交易、补偿来解决。不仅一个小地方可以如此处理，全世界都可以如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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