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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养蚝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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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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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批评我过分固执，不肯对我认为是错误的理论让步。这批评我引以为荣。学术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我一向不理；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的，我屈膝求教；知道自己是错了的，我欣然承认。但若真理既知，我是半步也不退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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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朋友的批评主要只有一点。这是二十年来我坚持产权及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不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不重要。我坚持的观点很简单：任何经济理论，如果含意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我为什么这样肯定呢？单举养蚝的例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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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是在海滩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过半的时间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会走动的。如果海滩是公众用的，任何人可随意拾蚝，而这海滩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数量一定不会多。如果海滩是私有，投资养蚝的机会必定较大。同样的人、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天气、同样的蚝，不同的产权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为。当然，养蚝是可以国营的。政府养蚝，以法例甚至武力惩罚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种制度。国营蚝场既非公用地，也非私产；它有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经济效果。养蚝若是国营，投资多少由谁决定？用什么准则决定？蚝类的选择由谁决定？用什么准则决定？蚝的收成时间由谁决定？又用什么准则决定？决定错了谁负责？而惩罚多少又以什么准则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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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有肯定的答案。作决定的人是蚝的拥有者，或是租用蚝场而养蚝的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的。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会亏本。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我们怎可以相信政府是万能的呢？怎可以相信官员的判断力会在“不能私下获利”或“不需私人负责”的情况下较为准确？怎可以相信他们的错误判断会一定受到适当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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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是养蚝胜地，可不是因为那里天气适宜养蚝。相反，那区在美国西北，水温冷，不适宜养蚝。冬天若结冰过久，蚝会受到伤害；夏天不够热，蚝的成长速度会减慢。为什么华盛顿州是养蚝的胜地呢？主要原因，是这个州不单准许私人拥有海滩，就连被海水浸着的地也可界定为私产。所以这地区虽然海水奇寒，不适宜养蚝，但在那些海水较暖的海湾，养蚝者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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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的胡德海峡（Hood Canal），长而狭窄，两岸有山，海峡有尽头，所以海水较暖。海滩既是私有，养蚝是海边房子拥有者的“例行私事”。在同一海峡，公众可用的海滩，蚝就很难找到了。我爱海，也爱静，所以八年前在那里的海边将一栋旧房子连海滩一起买下来，作度假用，也就成为一个养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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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海峡潮水的涨退，最高跟最低相去十七呎；最适宜养蚝的只是其中涨退相距四呎水位的海滩。若海滩斜度较大，好的蚝床面积就较小。因为这海峡的沿岸房子林立，每户人家所拥有的蚝地只有几千呎。这一带的养蚝者大都不商业化，养的蚝贵精不贵多，一般长大较慢的品种，是肉嫩而甘甜的珍品（WillapaBay oyster）。我自己的海滩较平坦，所以养蚝特别多（大约三万多只）。蚝培养三五年可食，我每年大量送给朋友仍可保蚝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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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海滩一看便知。除了蚝多以外，我们还可看到开了的蚝壳被有计划地放回滩上（让小蚝附壳而生）；取蚝的人多在蚝床开蚝（让蚝中液体的营养留在原地）；蚝与蚝之间有空隙（让蚝多食料而增肥）；海星被人拿到岸上（海星是会吃蚝的）。这些小心翼翼的行为，没有私产保障，怎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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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的蚝场，蚝床面积以英亩计。被选用的海滩皆极为平坦，海水浅而风浪不大的地方。商业养蚝的品种是长大较快的。养蚝者用竹枝插在浅水的蚝床上，作为产权的界定，也用以作为收获分布的记号。有不少商业蚝场的海滩是租用的；也有些海边住户将蚝滩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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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在华盛顿州的海边买房子，你要问海滩属谁？海滩的私地是以哪个潮水位量度？若你见海滩有蚝，你也要问，蚝是否跟房子一起出售？假若蚝滩是租了出去的，你要再问，租蚝滩的合约中有没有容许业主采食少量的蚝？养蚝者有没有权走过跟房子一起出售的岸上地？在私产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黑白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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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浮山的蚝场，污染程度确是惊人。蚝本身是不会产生污染的；污染是产权界定及合约的问题。据我所知，香港法例不容许海滩私有。如果不是在某程度上流浮山所养的蚝是私有的，蚝场不会存在。我对流浮山蚝滩的产权结构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论文的好题材，希望有研究生能作点学术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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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不一定是要在浅水的海滩上繁殖的。用绳子及竹枝将蚝种吊在较深水而又较清洁的海湾繁殖，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有效方法。香港海水够暖，政府应考虑出租海湾给养蚝者。但以吊蚝的方法繁殖，风浪大就不行。在香港，可以避风的清洁海湾恐怕不易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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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在内地投资，我异想天开，想租用南中国海养蚝的经验某些适合的海滩，商业化养蚝。在滩上养蚝，风浪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内地能对蚝的私产权利加以保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实惠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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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会走动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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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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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会游动的；跟牛羊不同，鱼身是很难标志记号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为没有人肯饲养，往往要走到很远觅食，几乎被猎者杀得一干二净。科斯曾对这些水牛的产权问题作过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发表。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鱼，产权的保障有特别的困难。但飞禽毕竟不在水面下生活，较为容易看见，所以食用价值较高的，早已给人养乖，作为私产了。在美国时一位朋友猎得野鹿，分了些肉给我，并盛赞鹿肉比牛肉为佳，我感激之余，仍忍不住要反驳：“怎么可能呢？若鹿肉胜牛肉，人们怎会养牛不养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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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的鱼，难以捉摸。有些市场价值很高——例如三文鱼（即鲑鱼）——生长期间要远渡重洋。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海鱼不能界定为私产，无法加以保障，所以海鱼也就成为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题。在课室里，经济学老师要表达界定私产的无能为力，免不了举海鱼为例。海鱼若没有界定私产的保障，捕钓的人数会增加，鱼网的孔会较密，而孵养小鱼会受到忽略。鱼的产量就会变得愈来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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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问题，世界各地的重要渔场都订立了多而复杂的法例，管制在公海捕钓的权利及行为。这些法例的形成受过多个压力团体不断地左右，要解释法例的成因不容易。尽管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既然海鱼难有私产的保障，政府以法例约束行为理所当然，我却未曾遇过一位稍知渔业法例的学者，会拍掌附和。究其因，是这些法例的本质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鱼费用去减少捕钓。这样一来，我们很难分辨界定海鱼产权的困难，是因为鱼会游动，抑或是因为渔业法例的存在。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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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先说淡水鱼。以鱼塘养淡水鱼，据说是中国始创的。这种养鱼的方法外国也有。虽然是哪一国始创不易考究，但中国养鱼的历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创也绝不会是学外国的。平凡的现象，往往有着不平凡的含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证明了地产的私产制度的施行，中国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以及得上大湖？私产保障的需要明显地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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