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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海峡潮水的涨退，最高跟最低相去十七呎；最适宜养蚝的只是其中涨退相距四呎水位的海滩。若海滩斜度较大，好的蚝床面积就较小。因为这海峡的沿岸房子林立，每户人家所拥有的蚝地只有几千呎。这一带的养蚝者大都不商业化，养的蚝贵精不贵多，一般长大较慢的品种，是肉嫩而甘甜的珍品（WillapaBay oyster）。我自己的海滩较平坦，所以养蚝特别多（大约三万多只）。蚝培养三五年可食，我每年大量送给朋友仍可保蚝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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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海滩一看便知。除了蚝多以外，我们还可看到开了的蚝壳被有计划地放回滩上（让小蚝附壳而生）；取蚝的人多在蚝床开蚝（让蚝中液体的营养留在原地）；蚝与蚝之间有空隙（让蚝多食料而增肥）；海星被人拿到岸上（海星是会吃蚝的）。这些小心翼翼的行为，没有私产保障，怎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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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的蚝场，蚝床面积以英亩计。被选用的海滩皆极为平坦，海水浅而风浪不大的地方。商业养蚝的品种是长大较快的。养蚝者用竹枝插在浅水的蚝床上，作为产权的界定，也用以作为收获分布的记号。有不少商业蚝场的海滩是租用的；也有些海边住户将蚝滩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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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在华盛顿州的海边买房子，你要问海滩属谁？海滩的私地是以哪个潮水位量度？若你见海滩有蚝，你也要问，蚝是否跟房子一起出售？假若蚝滩是租了出去的，你要再问，租蚝滩的合约中有没有容许业主采食少量的蚝？养蚝者有没有权走过跟房子一起出售的岸上地？在私产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黑白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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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浮山的蚝场，污染程度确是惊人。蚝本身是不会产生污染的；污染是产权界定及合约的问题。据我所知，香港法例不容许海滩私有。如果不是在某程度上流浮山所养的蚝是私有的，蚝场不会存在。我对流浮山蚝滩的产权结构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论文的好题材，希望有研究生能作点学术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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蚝不一定是要在浅水的海滩上繁殖的。用绳子及竹枝将蚝种吊在较深水而又较清洁的海湾繁殖，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有效方法。香港海水够暖，政府应考虑出租海湾给养蚝者。但以吊蚝的方法繁殖，风浪大就不行。在香港，可以避风的清洁海湾恐怕不易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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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在内地投资，我异想天开，想租用南中国海养蚝的经验某些适合的海滩，商业化养蚝。在滩上养蚝，风浪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内地能对蚝的私产权利加以保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实惠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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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会走动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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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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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会游动的；跟牛羊不同，鱼身是很难标志记号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为没有人肯饲养，往往要走到很远觅食，几乎被猎者杀得一干二净。科斯曾对这些水牛的产权问题作过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发表。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鱼，产权的保障有特别的困难。但飞禽毕竟不在水面下生活，较为容易看见，所以食用价值较高的，早已给人养乖，作为私产了。在美国时一位朋友猎得野鹿，分了些肉给我，并盛赞鹿肉比牛肉为佳，我感激之余，仍忍不住要反驳：“怎么可能呢？若鹿肉胜牛肉，人们怎会养牛不养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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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的鱼，难以捉摸。有些市场价值很高——例如三文鱼（即鲑鱼）——生长期间要远渡重洋。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海鱼不能界定为私产，无法加以保障，所以海鱼也就成为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题。在课室里，经济学老师要表达界定私产的无能为力，免不了举海鱼为例。海鱼若没有界定私产的保障，捕钓的人数会增加，鱼网的孔会较密，而孵养小鱼会受到忽略。鱼的产量就会变得愈来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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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问题，世界各地的重要渔场都订立了多而复杂的法例，管制在公海捕钓的权利及行为。这些法例的形成受过多个压力团体不断地左右，要解释法例的成因不容易。尽管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既然海鱼难有私产的保障，政府以法例约束行为理所当然，我却未曾遇过一位稍知渔业法例的学者，会拍掌附和。究其因，是这些法例的本质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鱼费用去减少捕钓。这样一来，我们很难分辨界定海鱼产权的困难，是因为鱼会游动，抑或是因为渔业法例的存在。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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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先说淡水鱼。以鱼塘养淡水鱼，据说是中国始创的。这种养鱼的方法外国也有。虽然是哪一国始创不易考究，但中国养鱼的历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创也绝不会是学外国的。平凡的现象，往往有着不平凡的含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证明了地产的私产制度的施行，中国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以及得上大湖？私产保障的需要明显地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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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农业时，我很佩服中国人养鱼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后，加水而用以养鱼。鱼可为稻田增加肥料；鱼收获后，又再种稻。农业上，轮植的合并选择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我跟进过的数十个轮植的方式中，鱼与水稻替换最富想象力。这法门可能是中国独有。不知这传统智慧是否还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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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我自己也养过。我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房子的后园，有一条小溪横过，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溪水所经的地形及树荫环境，很适宜养鳟鱼（trout），所以渔农处很例外地批准我将后园的小溪加阔加深，建成鱼塘，也发给我一张养鱼的商业牌照。这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溪水属流动的资源。溪虽属我，但溪水却是公产。要不是我造塘的地点极宜养鳟鱼，溪的下游再没有其他人家，改小溪为鱼塘是很难获准的。在美国，很多公产差不多是公众不可用的。在耕种或畜牧地带，流水的产权有着颇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带，流水没有产出的用途，产权的界定就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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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举界定私产无能为力的例子，经济学者一向避谈淡水鱼。但“海鱼不能保障为私有”却是个一般性的定论。这个定论，香港的经验是反证。以浮笼在海湾养鱼在香港盛行。香港的海非私产：多年前，在海上浮起的物体要跟船一样，久不久要移动的。可能是因为香港海里的鱼被人捕钓了十之八九，甚至用鱼炮打得七零八落，政府鉴于市场的需要，容忍现在以浮笼养鱼的行业。详细的法例我知得很少。跟流浮山的蚝场一样，浮笼在海上养鱼也是个论文的好题材，大学的经济研究生还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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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香港目前许多早已没有鱼可钓的海湾内，捕钓的权利被界定为私有，又让这私有权利的拥有者负担费用去禁止非法捕钓的人，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海湾的产出要比浮笼的方法有效。浮笼养是海底鱼（bottom fish）。这类鱼虽会游动，但若找到有好的栖身之所，牠们不会远去。香港政府若能租出海湾作养鱼之用，给予租借者一个可以禁止他人捕钓的权利，养鱼者可在海底设置引鱼的物体，在海上放鱼种，在海底下饲料，即使海湾大为开放，鱼也不会逃走。这方法可减少污染，可不阻碍海面的其他活动，可令鱼采食海中的其他食料，鱼肉也较鲜美。鲨鱼的干扰是一个问题，但总有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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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和朋友在美国合资引鱼而钓的经验得知，石斑最喜欢的是大水泥渠——破烂了的弃渠更好。将这些长短不一的渠多量地放入海中，几个月后，附渠而生的物体已是鱼的食料；再加饲料，又有渠洞可藏身，石斑是驱之不去的。鱼喜吃附木的生物，找些破旧不堪的废船，沉于海底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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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比石斑活泼、游得较远的鱼，私产的保障可能要用几个相连的海湾。石斑呢？只要“好食好住”，牠们差不多是“不动产”。这其中有一个使渔业经济学者难以自圆其说的含意：愈是容易给人捕钓清光的鱼，私产保障的费用愈低。私产无能为力的话是不可以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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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禁止他人任意捕钓的权利，租用海湾养鱼的人可请人巡更，费用应该比现在维修管理浮笼的费用少。当然，收获时的捕鱼费用要比浮笼的方法高，但把香港海湾的鱼捕钓光了的人总有相宜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由养鱼者自己捕钓。开放渔场给垂钓者享受，过下钓瘾，但钓得的必定要买，价以重量计，怎会不客似云来？要防止钓上太小的鱼，规定鱼饵的选择就行。这种取价不取鱼的方法可不是我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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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渡重洋的鱼又怎样呢？下一篇文章我会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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