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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科斯和我都是渔业的门外汉。赴会前一个月,我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借了大约两呎高有关渔业的书籍,做点功课;科斯知我“秘密练功”,叫女秘书来将我看过的书拿去,也修炼起来。时间无多,我们只一知半解就硬着头皮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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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是在该大学的一间古色古香的小房子举行,仰望雪山,俯视碧海。大家坐下来,寒暄几句,仍未开锣,有一个站在窗旁的人突然宣布海上有艘网鱼船(gillnetter),在场的人都一起涌到窗前观看。我和科斯被吓了一跳,内心在想,渔业专家怎可能没有见过网鱼船!我们于是对自己学了不久的三招两式信心大增,开会时的讨论就再没有什么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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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的会议结束后,科斯和我一起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途中我们再谈那年多来我们常谈的事:事实知识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很多经济学者要“解释”的现象,是无中生有,到头来枉费心思。在这行程中,他告诉我他曾听说蜜蜂的服务是有市价的。三年后,我做了一个蜜蜂与果树的实地调查,一九七三年发表了《蜜蜂的神话》。他也告诉我他听说在英国有一个私营灯塔的人发了达。后来科斯自己一九七四年发表了《经济学上的灯塔》(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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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调查的是英国早期的灯塔制度。十七世纪之前,灯塔在英国不见经传。十七世纪初期,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历史悠久的公会起初由海员组合而成,后来政府授以权力,逐渐成为隶属政府的机构,专门管理航海事宜。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灯塔,向船只征收费用,但这公会却不愿意在灯塔上投资。在一六一〇年至一六七五年之间,领港公会一个新灯塔也没有建造;但在同期内,私人的投资却建了十个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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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开领港公会的特权而建造灯塔,私营的投资者要向政府申请特权,准许他们向船只收费。这申请手续是要多个船主联名签字,说明灯塔的建造对他们有益处,也表示愿意付过路钱。灯塔建成后,这过路钱是由代理收取的。一个代理可能替几个灯塔收费,而这代理人往往是海关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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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钱的高低是由船只的大小及航程上经过的灯塔次数而定。船入了港口,停泊了,收费就照船的来程,数她经过的灯塔的次数而收费。到后来,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用,就印在小册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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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私营的灯塔是向政府租用地权而建造的。租约期满后,多由政府收回让领港公会经营。到了一八二〇年,英国私营的灯塔只剩二十二个,而由领港公会经营的是二十四个。在这总共四十六个灯塔中,三十四个是私人建造的。一八二〇年后,领港公会开始收购私营灯塔。到了一八三四年,在总数五十六个灯塔中,领港公会管理四十二个。两年之后,政府通过法例,要领港公会将其余的私营灯塔逐步全部收购。一八四二年后,英国再没有私营的灯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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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当时解释要收购私营灯塔的原因,不是因为收费有困难,而是政府认为私营收费太高。政府收购灯塔的价格,是依地点及租约年期而定。最高收购价的四座灯塔是由十二万五千英镑至四十四万五千英镑。这些都是很大的数字:一八三六年的一英镑,大约等于现在的三十至四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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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科斯调查所得的结果中,我们可见一般经济学者认为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我们要问,假若政府不许以特权,私营收费能否办到?这问题科斯似乎是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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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吧。有人在一个适宜建灯塔的地方买了或租了一块地,将建造灯塔的计划写出来,跑去找船主,要他们签约同意付过路钱。签了约的船主,得到灯塔的服务后,当然要依约交费,否则会惹起官司。但有多少个船主肯签约呢?不签约而用灯塔的船只怎样对付?科斯在文章内提及船主联名签字申请的步骤,但究竟有百分之几的船主把名字签上了?不签字而又用灯塔的又有多少?当然,在当时的英国制度下,所有进入港口的船只都是要交费的。船主签字只是协助私营者申请特权;特权批准之后,不签字的船只也要交过路钱。没有这特权,收费的困难又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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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的困难有两种,而经济学者——连科斯在内——把这两种混淆起来,以致分析模糊不清。第一种就是船只可能“偷看”灯塔的指引,或是看了而不认。事实上,以灯塔为例,这类困难显然不严重——萨缪尔森(P.A.Samuelson)等人都估计错了。只要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经过了灯塔,要否认曾利用灯塔是不易的。但经过有灯塔的航线而不进入港口的船只,就会有这第一种收费的困难。这一点科斯是清楚地指出了的。过港口之门而不入的船只显然不多,所以在灯塔的例子中,第一种的收费困难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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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收费困难,就是船只既不“偷看”,也不否认灯塔对他们的利益,但就是不肯付钱;希望其他船只付钱,有了灯塔,他们可以免费享用。换言之,某些船只要“搭顺风车”(free ride)。虽然科斯在他的文章内没有分析那“搭顺风车”而引起的收费困难,但他的宝贵数据却显示这困难的存在。我主要的证据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的特权是一个专卖权(patent),意味着每一艘用过灯塔的船只都要交费。这种专卖权通常是赐给发明者的,虽然灯塔的建造者并没有发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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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搭顺风车”的行为而产生的收费困难,在经济学上不仅有名,而且从来没有人能提出在私营下的有效解决办法。读科斯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我领悟到一个颇为重要的见解:用“发明专利权”(patent)的形式来压制“搭顺风车”的行为,可奏奇效!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谈“共用品”的时候,向读者解释发明专利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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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二、神州初放(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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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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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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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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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中国经济历史,今天广州市的中国大酒店会是个小小的里程碑。这间庞大的酒店(一〇一七间房,另加商场、办公及公寓大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的唯一以纯外资(港资)建造的宾馆。中国的参与,是提供土地,所以这酒店被称为是中港合作而不是中港合资(在经济学上,土地是资产,故也是合资)。港方赢得近于全权策划,由新世界酒店负责管理。因为管理得好,建筑装修够水平,而港商的投资又没有弄到焦头烂额,这酒店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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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酒店行业一无所知,但知道酒店管理是一些大学的专修课程,又久闻中国内地的宾馆服务“自成一家”,所以在中国改革的问题上我对酒店留上了心。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听到一位中国同事叙述他在中国多间宾馆的历险记;一九七八年,一对美国医生夫妇由我介绍到桂林旅游了三天,回美后他们面有惧色,令人尴尬。一九七九年,为了探亲,我到一般人认为是广州最好的东方宾馆住了几天。那次的经验,虽然算不上是卧薪尝胆,但令我体会到朋友们没有言过其实。其后北京香山大饭店的故事,举世知名。我想,酒店管理是一个“关心顾客”的行业,“大锅饭”或“铁饭碗”的制度怎会不弄到一塌糊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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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五月间,中国大酒店局部试行营业,我听到该酒店服务好的评价;六月正式启业后,称赞之词更是源源不绝。为了要满足好奇心,八月中我抽空到该酒店住了四天。名不虚传,这酒店使我感到宾至如归,梦里不知身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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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一月,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德沃夏克教授(E.Dvorak)和夫人来港度假。这对夫妇算得上是酒店专家。十多年来,一年一度的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三千人聚会,是由他们主理的。他们二人每年花一个月时间,周游各地选择聚会的地方及酒店,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的大酒店待以上宾之礼。我跟他们有二十年交情,无所不谈,提起中国,他们要去看看,经我安排到中国大酒店住了一晚。他们的评价高得出奇,认为该酒店的服务是他们经验中最好的!可能言过其实,但要说这酒店是近于世界一流水平,并不夸张。一个以服务困难而获大学重视的行业,在一个以工作散漫而闻名的国家里,能在两三年间有这样的转变,是一件要解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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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国家职工有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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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夏克夫妇最欣赏的是酒店顶楼西餐厅的服务。我自己最欣赏的,是吃早餐的地方。在那个茶餐厅里,顾客多而不乱;女侍应笑脸迎人,大方得体;咖啡喝了一半,就立刻有人补加(但不需补钱);久不久侍应生又会来问咖啡是否凉了。这些侍应生制服整洁,分布位置平均,互相不作闲谈,对客人的需求反应快而不操之过急。这一切,比起七九年时我在东方宾馆见到的早餐服务,有天渊之别——虽然侍应生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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