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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低估新世界管理酒店的本领，但假若中国大酒店的职员是国家职工，持有铁饭碗，尤其是持有铁饭碗的高干子弟，那么算新世界是管理天才，也无技可施吧。那是说，假若工资是由国家决定，职工不能被解雇，管理服务的困难就会因为督察费用奇高而无法解决。换言之，在中国大酒店的中港合约中，港商所获的开除职工及决定工资的权利，使善于管理的能大展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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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去年年底，中国大酒店雇用的各种职工共三千零八十三人。分类是：从香港去的一百七十九人；从内地聘请的“合同工”（即月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临工”（即散工）三百一十五人；而持有铁饭碗的国家职工只有十五人。人数最多的合同工及临工，昔日是待业青年（或是未毕业的学生），被选中后，肯干，一登龙门，比内地的一般工资，身价大约是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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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合同工依照合约的安排，可以辞职，也可以被解雇，而工资不是由国家决定的。八四年全年内，被解雇的合同工共一百五十二人——外间谣传港方管理不敢开除在内地聘请的职工之说，是不确的。同一期间，辞职的合同工共二百四十三人。据说这些辞职者中，大约有一半是因为不惯酒店的工作，或是不满工作的要求；另外一半，大都是因为有了工作的训练，找到了类似而薪酬较高的工作。同行抢聘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习惯，而这是“剥削剩余价值”的论调不能容许的。马克思的观察力平平无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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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聘请的合同工，薪金分六级，从最低的每月人民币一百一十六元到最高的二百三十二元（小费不计在内）。这些薪酬中，大约百分之三十四是固定的“基本工资”，百分之二十是“生活补贴”，百分之四十六是“浮动工资”——后者是按职工的个别工作表现而增减的。“浮动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大约是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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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差距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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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顺便一提的，是在内地雇用合同工还要付给政府劳工保险及福利费用。我没有中国大酒店要付中国大酒店的职工福利费用数字，但据现有的资料，一九七九年，国家职工福利支出比工资还要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三。这种生产未有苗头而先强调福利的“社会”制度，若坚持下去，中国的前途就难以乐观了。富裕如美国，政府只征收工资百分之七作为福利金，也弄到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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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中国大酒店差不多是最“完整”的私营企业，而中国的前途，要靠这些企业作榜样，也要让这些企业扩展到其他行业。在私营企业内，职工的福利及退休处理，由劳资双方议定，而这议定的条件，是由市场竞争加以约束的。职工的福利，是劳资合约的一部分，与升职、加薪、赏罚、解雇等问题是不应该分开来处理的。若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私营企业的职工福利大事左右，对劳工与中国的前途都没有好处。虽然关于这观点的理论及实证很足够，但不简单，不容易明白。我认为外商到中国投资，合同工的福利很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干预而阻碍了投资者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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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有关的问题，是中国大酒店（及另一间中港合资的酒店，其他的我没有机会查询）的国家职工（只有十五名）的工资，规定要等于香港去的同职职工的百分之六十。假若香港的同职职工的工资平均是港币一万元（这是我个人的大约估计），中国大酒店要付的同职国家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港币六千元。但国家付给这些国家职工的工资，平均不及二百元人民币。这是说，国家职工的工资经国家转手，被抽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算不算是剥削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国家职工的市值，不一定超过二百元人民币。所以一个可能是国家抽起的是一种间接税——不是抽国家职工的税，而是抽酒店的税。假若这个解释是对的话，我认为中方是应该干脆地抽直接税。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职工不能辞职，也不能跟聘方私议合约，被剥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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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间我已提及的中港合资的酒店，最高的主管是中国人，被抽取后的月薪是人民币三百多元，而他属下的香港职工，月薪是八千至万多元港币。虽然上级的工资不一定要比下级的高，但相去这么远，管理总有困难。当然，我们不能建议将月薪三百元的无故提升三十倍。薪金要反映职工的贡献所值。主管的所值，怎可以远低于属下呢？我们也不应建议做主管的一定是要外来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是主管不应有中外之分，只要有本事，有所值，就可以管。但这是要基于职工有转让权——可以辞职，也可以被解雇。换言之，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第一步是要将劳力私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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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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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服务办得好，中国大酒店的影响是明显的。这间酒店在触目地点，本地人可自由出入，而服务的好与坏是任何顾客都能体会到的。东方宾馆刚好在中中国大酒店国大酒店的隔邻，因为要竞争，前者的服务比几年前改进了不少——工资有了弹性，但胶饭碗仍在（我以为东方的地点不比中国差，而园地远为广阔，所以东方若改作私营，加以修饰，中国大酒店会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事实上，广州市的酒店及饮食业的服务，一般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荔湾及广州酒家）。我们不能将这些改进都归功于中国大酒店的影响——将铁饭碗改为胶饭碗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当去年八月我到广州时，中国大酒店如日中天，而整个广州市的饮食业都在大唱改良服务的论调，我遇到的中国朋友不约而同地说是中国大酒店的影响。有了私营企业的比较，国营的“优越性”就相映成趣地难以自圆其说了。外资在中国就是施了这种压力，而中国大酒店只不过是外资中最令人瞩目的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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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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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行为引起的目的以外的副作用。经济学者把这些副作用加上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学术”名词（例如externalities,technological spillovers），听起来深不可测，说穿了就不过如此而已。一间工厂为了产出而污染了邻近的物业，是一种有害的副作用，要怎样处理才合乎经济原则呢？一个农民种果树，使隔邻养蜂的人增加了蜜糖的产量，是一种有利的副作用，又要怎样处理呢？关于这些副作用的处理问题，科斯创立的定律石破天惊，但与本文无关，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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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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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本文有关的，是经济学者一向善于指出多种有害的副作用——除了蜜蜂采蜜及传播花粉的例子，有利的副作用差不多一片空白。这是不着重实际观察的纯理论家要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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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我花了两期的篇幅写中国大酒店，为的是要指出外资在中国不只是图利那么简单——副作用的影响可能比产出赚钱更重要。我要强调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资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国大酒店为例是明显的选择，但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当然，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有利——欺骗的行为存在——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比有害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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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大酒店为例，它的服务起了触目的示范作用，促长了竞争的压力，而它训练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虽然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了弹性的发展起于中国大酒店之前，但这铁饭碗软化的现象，却是在外资参进之后。估计副作用的价值当然难以办到，但对正在改革制度的中国，外资引起的有利副作用对中国的价值，可能远超生产的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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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叹的，是中国的执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视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为有着多种管制，他们无意间把有利的副作用压制了。举个例。中国大酒店门户开放，欢迎本地人光顾。本地人光顾酒店内的饮食的自由，有重要的传达讯息的副作用。但因为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存在，他们在酒店内支付人民币，要在外汇券的价格上加百分之五十，虽然比起目前的黑市汇率，这“加五”仍是较低的价。最近中国政府要加强禁止外汇黑市，宣布酒店不准用二币二价，“加五”变成了非法了。假若这政策严厉执行，只准二币一价，那么中国大酒店对本地人的光顾不会笑口常开。就算酒店非让本地人光顾不可，该店怎会不把付人民币的视作二等顾客呢？换言之，在有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情况下，禁止二币二价是压制着一个有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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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林行止为文批评中国大酒店用二币二价的办法，认为有失国体。他忽略了二币二价是同价，也忽略了如果二币二价被严禁，本地人会被歧视——国体安在哉？国体之失，不是因为二币二价，而是因为促成二币二价的外汇管制。面子的争取是不能强人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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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酒店的应付办法，是把白色的二币二价市场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币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发出“按金”收据，指明顾客在将来若能交还外汇券，酒店会依收据交回外汇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币。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要杜绝二币二价，是可以的，但这不仅阻碍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范副作用也会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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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针对这作用对中国本身的影响。对外资或外商的影响也值得一谈。中国大酒店的成就，跟几年来我们常听到的外资“焦头烂额”的故事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影响了后者到中国投资的意向。当然，近一两年来我们听到外资或外商在国内赚到钱的例子，也察觉到跟中国做生意是有着颇为明显的改观，但近年来我多次跟外商倾谈，说到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总不免要举中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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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建筑与装修；第二方面是经济的收益。在美国时我对建筑有兴趣，所以当我住该酒店时，我对它的建筑与装修特别留意。这酒店不是一间突出的建筑物，骤眼看来平平无奇。细察之下，我觉得不简单。这建筑物既没有“花招”，也没有不伦不类的“艺术”设计，而是在平稳中琐碎的东西做得好。例如房内大衣柜的门拉合后不见空隙，浴室墙上的瓷砖井然，浴缸与墙之间的灰泥阔度平均而没有裂痕，大厅的花岗石平坦而色泽一致。目前的中国，这些琐碎工程的难度，一般人不容易明白。我听到不少人称赞该酒店的冷气及泳池的水——我从来没有见过水转得那么快的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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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冲锋陷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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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的建筑与装修，要是在美国，是不值得书写的；但将它放在还坚持铁饭碗的中国，就称得上是鬼斧神工。我们不妨考虑如下的困难：该酒店是一座西式的建筑物，中国的工人有技术问题；装修所用的绝大部分是舶来品，进口有多种管制，而忽略了一项或计算错了又要再办进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内地雇用，香港去的与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才能；广州电力不够，电话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决。据说中国大酒店的总建筑费用大约是一亿一千万美元，跟香港差不多。虽然内地工人的工资远比香港的低，但考虑到种种困难，这成本实在难以苛求。这酒店的建筑与装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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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几位在中国设制衣厂的外商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要在中国出产合乎规格的成衣难于登天。中国大酒店的建造，却显示事有可为。形容这些港商是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应该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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