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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低估新世界管理酒店的本领,但假若中国大酒店的职员是国家职工,持有铁饭碗,尤其是持有铁饭碗的高干子弟,那么算新世界是管理天才,也无技可施吧。那是说,假若工资是由国家决定,职工不能被解雇,管理服务的困难就会因为督察费用奇高而无法解决。换言之,在中国大酒店的中港合约中,港商所获的开除职工及决定工资的权利,使善于管理的能大展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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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去年年底,中国大酒店雇用的各种职工共三千零八十三人。分类是:从香港去的一百七十九人;从内地聘请的“合同工”(即月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临工”(即散工)三百一十五人;而持有铁饭碗的国家职工只有十五人。人数最多的合同工及临工,昔日是待业青年(或是未毕业的学生),被选中后,肯干,一登龙门,比内地的一般工资,身价大约是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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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合同工依照合约的安排,可以辞职,也可以被解雇,而工资不是由国家决定的。八四年全年内,被解雇的合同工共一百五十二人——外间谣传港方管理不敢开除在内地聘请的职工之说,是不确的。同一期间,辞职的合同工共二百四十三人。据说这些辞职者中,大约有一半是因为不惯酒店的工作,或是不满工作的要求;另外一半,大都是因为有了工作的训练,找到了类似而薪酬较高的工作。同行抢聘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习惯,而这是“剥削剩余价值”的论调不能容许的。马克思的观察力平平无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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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聘请的合同工,薪金分六级,从最低的每月人民币一百一十六元到最高的二百三十二元(小费不计在内)。这些薪酬中,大约百分之三十四是固定的“基本工资”,百分之二十是“生活补贴”,百分之四十六是“浮动工资”——后者是按职工的个别工作表现而增减的。“浮动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大约是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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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差距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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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顺便一提的,是在内地雇用合同工还要付给政府劳工保险及福利费用。我没有中国大酒店要付中国大酒店的职工福利费用数字,但据现有的资料,一九七九年,国家职工福利支出比工资还要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三。这种生产未有苗头而先强调福利的“社会”制度,若坚持下去,中国的前途就难以乐观了。富裕如美国,政府只征收工资百分之七作为福利金,也弄到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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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中国大酒店差不多是最“完整”的私营企业,而中国的前途,要靠这些企业作榜样,也要让这些企业扩展到其他行业。在私营企业内,职工的福利及退休处理,由劳资双方议定,而这议定的条件,是由市场竞争加以约束的。职工的福利,是劳资合约的一部分,与升职、加薪、赏罚、解雇等问题是不应该分开来处理的。若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私营企业的职工福利大事左右,对劳工与中国的前途都没有好处。虽然关于这观点的理论及实证很足够,但不简单,不容易明白。我认为外商到中国投资,合同工的福利很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干预而阻碍了投资者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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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有关的问题,是中国大酒店(及另一间中港合资的酒店,其他的我没有机会查询)的国家职工(只有十五名)的工资,规定要等于香港去的同职职工的百分之六十。假若香港的同职职工的工资平均是港币一万元(这是我个人的大约估计),中国大酒店要付的同职国家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港币六千元。但国家付给这些国家职工的工资,平均不及二百元人民币。这是说,国家职工的工资经国家转手,被抽起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算不算是剥削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国家职工的市值,不一定超过二百元人民币。所以一个可能是国家抽起的是一种间接税——不是抽国家职工的税,而是抽酒店的税。假若这个解释是对的话,我认为中方是应该干脆地抽直接税。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职工不能辞职,也不能跟聘方私议合约,被剥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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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间我已提及的中港合资的酒店,最高的主管是中国人,被抽取后的月薪是人民币三百多元,而他属下的香港职工,月薪是八千至万多元港币。虽然上级的工资不一定要比下级的高,但相去这么远,管理总有困难。当然,我们不能建议将月薪三百元的无故提升三十倍。薪金要反映职工的贡献所值。主管的所值,怎可以远低于属下呢?我们也不应建议做主管的一定是要外来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是主管不应有中外之分,只要有本事,有所值,就可以管。但这是要基于职工有转让权——可以辞职,也可以被解雇。换言之,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第一步是要将劳力私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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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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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服务办得好,中国大酒店的影响是明显的。这间酒店在触目地点,本地人可自由出入,而服务的好与坏是任何顾客都能体会到的。东方宾馆刚好在中中国大酒店国大酒店的隔邻,因为要竞争,前者的服务比几年前改进了不少——工资有了弹性,但胶饭碗仍在(我以为东方的地点不比中国差,而园地远为广阔,所以东方若改作私营,加以修饰,中国大酒店会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事实上,广州市的酒店及饮食业的服务,一般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荔湾及广州酒家)。我们不能将这些改进都归功于中国大酒店的影响——将铁饭碗改为胶饭碗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当去年八月我到广州时,中国大酒店如日中天,而整个广州市的饮食业都在大唱改良服务的论调,我遇到的中国朋友不约而同地说是中国大酒店的影响。有了私营企业的比较,国营的“优越性”就相映成趣地难以自圆其说了。外资在中国就是施了这种压力,而中国大酒店只不过是外资中最令人瞩目的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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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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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行为引起的目的以外的副作用。经济学者把这些副作用加上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学术”名词(例如externalities,technological spillovers),听起来深不可测,说穿了就不过如此而已。一间工厂为了产出而污染了邻近的物业,是一种有害的副作用,要怎样处理才合乎经济原则呢?一个农民种果树,使隔邻养蜂的人增加了蜜糖的产量,是一种有利的副作用,又要怎样处理呢?关于这些副作用的处理问题,科斯创立的定律石破天惊,但与本文无关,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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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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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本文有关的,是经济学者一向善于指出多种有害的副作用——除了蜜蜂采蜜及传播花粉的例子,有利的副作用差不多一片空白。这是不着重实际观察的纯理论家要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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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我花了两期的篇幅写中国大酒店,为的是要指出外资在中国不只是图利那么简单——副作用的影响可能比产出赚钱更重要。我要强调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资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国大酒店为例是明显的选择,但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当然,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有利——欺骗的行为存在——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比有害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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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大酒店为例,它的服务起了触目的示范作用,促长了竞争的压力,而它训练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虽然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了弹性的发展起于中国大酒店之前,但这铁饭碗软化的现象,却是在外资参进之后。估计副作用的价值当然难以办到,但对正在改革制度的中国,外资引起的有利副作用对中国的价值,可能远超生产的直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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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叹的,是中国的执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视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为有着多种管制,他们无意间把有利的副作用压制了。举个例。中国大酒店门户开放,欢迎本地人光顾。本地人光顾酒店内的饮食的自由,有重要的传达讯息的副作用。但因为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存在,他们在酒店内支付人民币,要在外汇券的价格上加百分之五十,虽然比起目前的黑市汇率,这“加五”仍是较低的价。最近中国政府要加强禁止外汇黑市,宣布酒店不准用二币二价,“加五”变成了非法了。假若这政策严厉执行,只准二币一价,那么中国大酒店对本地人的光顾不会笑口常开。就算酒店非让本地人光顾不可,该店怎会不把付人民币的视作二等顾客呢?换言之,在有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情况下,禁止二币二价是压制着一个有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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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林行止为文批评中国大酒店用二币二价的办法,认为有失国体。他忽略了二币二价是同价,也忽略了如果二币二价被严禁,本地人会被歧视——国体安在哉?国体之失,不是因为二币二价,而是因为促成二币二价的外汇管制。面子的争取是不能强人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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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酒店的应付办法,是把白色的二币二价市场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币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发出“按金”收据,指明顾客在将来若能交还外汇券,酒店会依收据交回外汇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币。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要杜绝二币二价,是可以的,但这不仅阻碍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范副作用也会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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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针对这作用对中国本身的影响。对外资或外商的影响也值得一谈。中国大酒店的成就,跟几年来我们常听到的外资“焦头烂额”的故事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影响了后者到中国投资的意向。当然,近一两年来我们听到外资或外商在国内赚到钱的例子,也察觉到跟中国做生意是有着颇为明显的改观,但近年来我多次跟外商倾谈,说到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总不免要举中国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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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建筑与装修;第二方面是经济的收益。在美国时我对建筑有兴趣,所以当我住该酒店时,我对它的建筑与装修特别留意。这酒店不是一间突出的建筑物,骤眼看来平平无奇。细察之下,我觉得不简单。这建筑物既没有“花招”,也没有不伦不类的“艺术”设计,而是在平稳中琐碎的东西做得好。例如房内大衣柜的门拉合后不见空隙,浴室墙上的瓷砖井然,浴缸与墙之间的灰泥阔度平均而没有裂痕,大厅的花岗石平坦而色泽一致。目前的中国,这些琐碎工程的难度,一般人不容易明白。我听到不少人称赞该酒店的冷气及泳池的水——我从来没有见过水转得那么快的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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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冲锋陷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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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的建筑与装修,要是在美国,是不值得书写的;但将它放在还坚持铁饭碗的中国,就称得上是鬼斧神工。我们不妨考虑如下的困难:该酒店是一座西式的建筑物,中国的工人有技术问题;装修所用的绝大部分是舶来品,进口有多种管制,而忽略了一项或计算错了又要再办进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内地雇用,香港去的与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才能;广州电力不够,电话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决。据说中国大酒店的总建筑费用大约是一亿一千万美元,跟香港差不多。虽然内地工人的工资远比香港的低,但考虑到种种困难,这成本实在难以苛求。这酒店的建筑与装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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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几位在中国设制衣厂的外商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要在中国出产合乎规格的成衣难于登天。中国大酒店的建造,却显示事有可为。形容这些港商是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应该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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