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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酒店由六位港商合资，都是甲级的生意人物。要是他们在这项投资上损了手，其他的外资岂会不望门兴叹？大致上，该酒店的中港合约为期十五年（启业后起计），其后港方就要将酒店交还中国。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其余的资本是借来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归还本息。一年前的估计，将全部本息归还（连港商的现金本息）大约需十至十一年。余下年期的盈利，中方与港方平均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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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资都是好投资。港商明白这一点，但我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在五年前这项投资是上算。这是因为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而在内地投资的风险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息本归还是十年后的事，依照内地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经验，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约的签订日期是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美国的万无一失的除去通胀的实质长线年息利率高达十至十二厘！投资中国大酒店怎能胜过当时的美国债券？所以港商当时的决定，总是给我一点“爱国多于爱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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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形势衡量，这项投资是上算的（虽然仍及不上当时买美国的长期债券）。这是因为有三个比预期好的因素。第一，比起几年前，利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第二，酒店范围内的办公及公寓大厦（尤其是办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预期好。第三，客似云来，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预期的快。假若现在的形势不恶化，归还本息的日期大约可减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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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商而言，有钱可赚的讯息，远比任何口号有说服力。这是中国大酒店及其他赚钱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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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应该从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的经验中体会到宝贵的启示。他们应该体会到国家职工制的一无是处，应该开始明白自由择业及转业所含意着的劳力私产化的重要。他们应该了解到国营能胜私营的生产或服务，机会甚微。他们也应该考虑若将土地租出或卖出给外商，合约容易处理，而外商更能尽展所长。地租或地价的收入，会因为交易费用的下降而比他们现在预期的收入高。解除外汇管制，减少入口及其他限制，让劳资双方议定福利，不仅会增加职工的利益，土地的价值也会因而上升。左抽右抽的琐碎收入的总和，远不及租地或卖地的收入可观，而后者更远为干脆。但土地是不应该由政府待价而沽的——政府要尽可能让资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如果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来的补地价政策，经济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把土地私产化，让投资者在市场上竞争，得益的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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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对社会有贡献，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在内地所施的压力，中国政府是不应该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资的压力，而是将国营企业私产化，与外资竞争。最近深圳菜农事件的处理，是一个因小利而反抗外资压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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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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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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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在深圳，在中国比较自由开放、比较繁盛的闹市街道上，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年轻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顾客补鞋。男的补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个地点点数的总结果，是男的二十四个，女的三十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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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择业鼓励知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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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这些补鞋的青年归纳在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既年轻——大约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而人数又相当多，触发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补鞋不是擦鞋，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服务。当然，补鞋算不上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但总算是一技之长，是一种要花时间学习才能争取到的知识资产。在共产制度中，知识投资一向乏善可陈，但这些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是难得而重要的现象，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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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访问了一对补鞋的男女。四月间，我又再访问那个女的。据他们说，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绣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绣技巧。一九八〇年后，中国比较开放了，离开家乡出去闯天下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在县里操农业工作的时间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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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针绣根底的孩子，学补鞋要六个月；没有根底的要学一年。补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缝纫机。这缝纫机最初售价是人民币一百元，但后来买的人多，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价格降至七十元。黄岩县的青年学了一技之长，就带备了缝纫机及其他小工具远离家乡去谋生。据说，远在黑龙江或新疆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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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政猛于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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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听说比其他地方好，但到那里的手续办起来比较困难，而近年来批准的机会更少了。在深圳，补鞋的收入每月大约是人民币三百元——这比乡间的收入高出大约八倍。除了食宿衣着费用（每月约一百元）、材料及杂费（每月五十元），还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会每天都会派员来收费。收费起初每天五角，现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对之下，这是一项很大的征收了。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却来了一些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还要厉害的征收“机构”，是目前中国制度改革下的讽刺。一时间，我想起《孔子过泰山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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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切费用开销，每个补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约八十至一百元回家。据说，黄岩县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这些青年资助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本想到黄岩县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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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于年纪太小，家长要他们联群结伴才可离乡远行。在广州或深圳，他们前呼后应、互相照顾，其中有表哥表妹的同操这个行业。我在深圳访问的那个少女，跟五个女同伴一起租住一个房间。除了雨天，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时至下午六时。她们吃的午餐是些粗饼或面包，而晚餐也是仅可充饥的面食而已。她们蓬首垢面，留下烈日与尘沙侵蚀过的痕迹，手皮粗厚，四肢擦伤的地方不计其数，反映街头干粗活并不好过。但她们坚持说比以前快乐得多，显出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四月二十九日的《明报》某版报道：补鞋的少女当娼。这种事当然有可能——世上何地无娼？但我认为绝大多数洁身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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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补鞋的主要季节是冬天——夏天的凉鞋是补不了的。所以，炎夏快至时，补鞋的青年纷纷回乡，帮做农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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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取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后，补鞋行业随之而兴。上述是其中补鞋青年男女一个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意远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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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甚足，后天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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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中国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劳的本领，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然而，无论是学术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国的表现使中国人无地自容。说什么因为人口太多、资源短缺，其实都是一些毫无实证的借口，老早给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约一年前，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学院一位很负盛名的高级研究员，从美国到香港来搜集资料，约我会面，为的是要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洲、欧洲、东南亚各地，中国人都能出人头地，成就屡见经传，但偏偏在中国本土却是那样没出息？”这问题似深实浅。我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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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义。补鞋少女的故事不仅证实了我的观点，而且那“证实”足以令人震惊。试想：单是让这些青年有一点走动的自由，一点择业的自由，他们的收入在几个月之间就增加了八倍！这是翻三番，不是翻两番，而这些青年不用到本世纪末就有这样的成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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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的文章，指出从内地偷渡来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学到了一门木工的技艺，几年之间收入激增二十四倍。我又指出，不管我们用什么因素来为这升幅打折扣，余下来的增长率还是十分惊人。补鞋少女的故事，证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到香港才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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