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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明显的骗局，在中国竟然大摇大摆地施行了起码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刚出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杀了才怪！炎黄子孙毕竟是学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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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曾、任二兄：为什么香港今天的钞票不印明七点八元兑一美元？虽然要经发钞银行去兑换，但这是事实，而金管局没有意图行骗。说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兑换率时则要发行另一种钞票，比较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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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几家私营钱庄——如“陆宜和”、“黄山馆德泰昶”之类——发行的钞票，显然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冇王管”的自由货币制，到了民国就与政府争食的。哈耶克生时极力提倡的自由发钞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间，这种自由银行（钱庄）制应该有很理想的运作。我又想，今天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怎可以放过这个绝对是一级的研究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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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上有的十多张钱庄钞票，有些如合约，有些如凭单，有些则像政府发行的钞票一样。一张钞票其实是一张合约——我在三十年前就说过了。民国时期的钱庄钞票，有以一串铜钱为本位的，称为“一吊”，也有以政府骗人的“大洋”为本位的。政府行骗，一些钱庄也就乐得同流合污，过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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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找到两张有毛泽东肖像的钞票，都是五百元的。东北银行的是一九四七，长城银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华民国的年号，此一奇也；钞票上没有说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当年，老毛靠打游击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钞票也“不拘小节”。但当时市场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则有待考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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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华民国的年号，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公元年号，此后就淘汰了“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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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人民银行发行的好些票额很大——五千到五万元——应该不是人民币。但旧钞中有一张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说明是人民币四万五千元。那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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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对钞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兴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显然是要增加市场对钞票的信心。一间名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是中国古时的圣贤豪杰。这家银行起错了名，意头大为不妙。准备与储备不同。银行要的是储备（reserve），非准备（preparatory）也。银行有什么要“准备”的？准备执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张“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都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众多圣贤也救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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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一九二七年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这银行若非与慈禧的后人有关，其思维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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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道在那风风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国钞票上谁的肖像出现最多？无与伦比的冠军，是孙中山。孙某本领平平，但被称为“国父”。既为国父，就是死后也要付出一点代价。凡是通胀急剧，钞票贬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孙中山。那搞笑的“关金”，其肖像当然也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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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吧：凡是大骗局钞票上有肖像的，皆国父也。天可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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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从浅观察看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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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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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经济问题，往往可从微不足道的观察中找到答案。这种答案不精确，但很可靠。“不精确”的意思，是指没有严谨的统计数字；“很可靠”是指不容易错，而答案有水平。跟今天后起的经济学者不同，我这一辈的喜欢用浅观察来先找答案的大概，再用其他日常观察加以引证，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多走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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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我和太太到扬州一行，与来自瑞典的一位经济学者及其太太相聚，四个人在那里畅游了三天。那是扬州八怪的地方，有好些故事可对他们说，而瘦西湖等名胜也是值得一游的。令我感慨的是朱自清的故居。好不容易才找到，是陈旧的房子，一个老人在那里看守，一些旧相片，几本书。老人说，几天才见到访客——朱前辈是逐渐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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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我爱读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背影》等我今天还背得出来。从朱的故居中的介绍文字可见，当年他很“前进”，有赤子之心，但与其他热血才子一样，潦倒穷途而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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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州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在闹街上走，小贩多如天上星。瑞典朋友见到街上废物多，问：“为什么这个重要的古城不清扫多一点的？”我答道：“是应该多加清扫的，但地上的废物，证明着经济大有改进！”我于是指着地上的几个塑料袋，说：“‘文革’期间，这些还可再用的塑料袋不可能弃诸街头，就是有人不小心遗弃了，不到几分钟就会有其他人拾起来。”扬州街上其他的废物也同样地有说服力：还没有吃完的食品，可以再读的报章，破旧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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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吧。要知道一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的生活水平的高下，把两市街上的废物箱中的弃物拿出来比较一下，得到的结论会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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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六一年，在加大做本科生时选修了一科经济发展学。教授是有名的Charles Wolfe,Jr.，谈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数据及统计上的困难，说上好几课。我见学问搞得那样复杂，忍不住问：“为什么不看政府每天清洁城市时所收的废物增长率？这不是简单而又可靠吗？”教授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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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的经济有一个热门话题：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有两极分化的迹象。据说经济正在全面复苏，但贫富却两极分化。全面复苏是“据说”，不是我说的；另一方面，只要到环头环尾走走，两极分化容易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个深问题，我见跑出来解释的年轻经济学者都答得深，有些深不可测，就试行从浅观察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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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几分钟，坐上出租车问出租车司机：“阿叔，近两三年来你们所收的小费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答曰：“惨！惨！惨！”只三个同样的字，我就找到了答案的大概。且听在下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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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香港的贫富两极分化，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不是我发明的，那就是回归后的香港政治化加速了。政治化对富有的人有利，或起码能给他们多点保障。这是世界历史的经验，非我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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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与出租车司机的小费有关的了。这就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出现了我不大明白的问题，导致香港的实质利率比美国的高得多。香港有通缩，实质利率高达年息十多厘。这样的高息对富人为害不大，而对有钱借出去的却是有利了。但对中层人士来说，高的实质利率会使他们削减消费，尤其是那些买错楼而成为负资产的，其消费削减的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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