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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时代的大地主们的财力，百多年后还存在。他们要地价高，而禁止农产品进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七十年代日本的工资急速提升，主要通过分红制，有需要时下调不困难。然而，房地产的价格（属租值）上升，下调却不容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政治压力下，农产品进口不容易解禁。其二是房地产一般押进银行借钱，水涨船高，借贷大幅上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比香港的高出不止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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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九八六我发表《日本大势已去》，年多后，我见中国的发展有看头，接受邀请在日本的《朝日新闻》的头版发表了一篇对日本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文章。由他们翻作日语，而据说《朝日新闻》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大报。好些日本朋友读后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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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另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日元兑美元大升了好几倍，以美元及先进之邦的币值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很快就与先进之邦打成平手。但因为工资与租值跟着大幅上升，在禁止农产品进口的局限下，日本人的实质生活水平其实升得远没有那么高。这个发展，促使七十年代至大约一九八七年，日本人大手调动资金到外地作房地产投资，到泰国等地投资设厂的也无从日本的经验看地球一体化的不幸形势数。这些投资一般不是那么理想——日本要到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进军中国才算是有所斩获。美国的朋友应该记得，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国际机场满是日本学生及小孩子。这是日元大幅上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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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底或八七年初，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崩溃，不到一年大城市的高级商业楼宇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导致那里的银行纷纷步入困境。通缩出现，经济不景大致上持续到今天。这个日本不景现象连带着的，是那里的货币量推不上去。弗里德曼很关心这个发展，他谢世前数年几次跟我谈及日本的货币政策问题。日本有关当局不放宽银根困扰着他。到二〇〇一，弗老说日本可能有转机。我的看法不同，但没有向弗老提出自己当时还是有点模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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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德川时代的地主演变成为后来的资本家的后代，不少是日本的国会议员。他们反对日元贬值。这个意向与放宽银根及搞起通胀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经过那么多年的向外投资的发展，维护日元的强势是需要的。君不见，几年前日本的舆论就出现了“日日贸易”之说：日本输出物品到中国去给那里的日本人及厂家，日本在中国的厂家的产品输出到日本去。这个有趣的舆论是正面的，大有感谢中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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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重点。日本的经验，是日元大幅升值，以先进之邦的币值衡量，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快就追上先进之邦（实质生活水平是另一回事）。但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先进之邦可以不困难地把他们的国民收入拉上去。香港昔日只五百万人，七十年代工业起飞，一九八二年初港元兑美元升至五兑一，也同样地把香港的人均收入拉上去。差一点的有台湾，有新加坡，到了八十年代再差一点的有韩国。说过了，连日本在内，这些算得上是有成就的发展中地区的总人口只约二亿，先进之邦可以维护自己的工会与最低工资而在某程度上把这二亿人的人均收入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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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地球局限有了大变。自中国开放改革以还，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止三十亿。增加了那么多的穷人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先进之邦是拉不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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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不上去，先进之邦不能不面对下面由无数廉价劳力组成的低成本断层。上层不撤销工会与最低工资，早晚会被下层拉下去。撤销工会及最低工资会使上层的租值上升，原则上可以稳守。这是因为依照比较优势定理，先进之邦在没有工会及最低工资的约束下，大量廉价劳力参与国际竞争会使他们的知识租值大幅提升。这是经济学，可惜今天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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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读者明白，今时不同往日，先进之邦再推出保护政策是愚蠢的，因为一定要很全面才有效，而这样做会无可避免地带来他们不可以接受的物价大升，知识租值会消散得快。另一方面，六年以来我坚决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中国要面对的世界，与日本当年面对的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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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闭关自守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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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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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提名时，说如果他获任总统，会杜绝中国的玩具进口美国。据说不安全是原因。后来他认说错，有歉意。（想深一层，美国本土的玩具工业早就移师中国及工资较低的国家，去如黄鹤，没有什么可以“保”的。）最近九月十一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的进口税，三年加三次，每次加得厉害，得到奥巴马批准。奥氏之前，布什执政时，美国的压力团体多次提出对中国货进口征收惩罚税，据说有六项通过有关当局，皆被布什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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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严重问题。这次在惩罚中国轮胎进口的言论中，没有提到像玩具那样，被指有危险成分。中国制造的轮胎显然被认为是安全的，只是价格相宜，导致美国的轮胎工人失业，所以要惩而罚之。既不危险，也非倾销，只是价格过低。这样，将来反对中国制造品廉价进口的声浪会不绝于耳，奥巴马不容易厚此薄彼，轮胎的命运会成为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先驱。不可能是美国消费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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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罚中国轮胎进口，美国还存在的轮胎制造商会得益，但没有谁会在那里兴建轮胎工厂。这是因为惩罚关税这回事，既可来，也可去，设厂造轮胎是蠢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呢？大量产出轮胎，廉价输美，也会同样地遇到惩罚关税，所以也不会那样傻，见到自己的国家还没有被点名就赶着去设厂产出轮胎了。如此类推，明智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会选择不走廉价输出美国的路，转而谋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相贸易，地球一体化会变为地球两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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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我持有的水晶球的看法，可能想象力过高，但逻辑是对的。中国可以报复（retaliate）吗？当然可以，而纵观今天中国持有的筹码，容易。我反对。曾经说过，无论外间怎样惩罚中国货进口，北京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协商不成，他们要惩罚，一笑置之是上策。何况今天遇上金融危机，此报复也，将会导致保护主义地球化，对中国半点好处也没有。是的，协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来顺受。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闭关自守，有得守，守得云开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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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起笔的制针工厂说起，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下简单的分析。斯密前辈的制针工厂，因为工人分工合作，每人的平均产量，比独自操作的产量高出数百倍。我曾经指出，因为专业而分工合作，其产量可以容易地上升逾万倍。这是斯密前辈指出的“国富”的主要原因。他跟着翻来覆去地指出，要鼓励专业分工产出，市场贸易不可或缺，因为没有市场无从专业。这就带来斯密前辈的一个重要格言：“专业产出的限度是由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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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用一些真实的数据来示范市场广阔度对生产成本的重要决定性。二〇〇一年为了写《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生产的成本》，我要求一家印制商提供印制书籍的成本数字，由花千树的叶海旋核对，说明一分也不能错。是一本三十二开内文一百九十二页的平装书，以港币算，时间是二〇〇一年七月。众所周知，印制书籍是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我获得的数据，印制五百本的平均成本是每本五十七元二毫九分，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七元五毫三分。数据显示，开头平均成本跌得急，到了八千本就跌得远为轻微。当时我算过，考虑到仓库的租金，无限量的不急销售，以香港而言，每次印制八千本最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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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要出书过瘾一下的君子们知道，因为市场小，要销售五百本不容易。二〇〇一年的市价，内文一百九十二页的书每本约四十五元，批发六折，是二十七元。没有算进编辑、设计费用，五百本的平均成本五十七元多，要过瘾不能不入肉伤身。要真的过瘾，二千本（印制成本平均约十七元）是起码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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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销量够大是利用专业分工产出而减低成本的主要法门，也因为这法门的存在，基于私有产权的经济就可以夸夸其谈了。印制书籍是量愈大产出平均成本愈低的一个好例子，可能有点夸张，但我们不难想出更夸张的其他实例。权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所谓私产）是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这是科斯定律。但有私产，市场的销量不足，算你是绝顶天才也只能大叹倒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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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二百倍。要出书过瘾一下吗？内地今天的书价比香港的大约低一半，成本也大约低一半，销售二千本当然远不及香港那么困难。书籍如是，其他产品也如是。外间多购中国货是扩大市场，有助，但自己既然有那么大的市场，他们要保护什么的，让他们保到够算了。不容易明白，美国在消费指数一蹶不振的今天，他们会推出保护主义。难道轮胎之价大幅提升，那里的市民会多购汽车吗？是湛深的学问，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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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出保护主义，对中国当然不利。但此不利也，在发展得有头有势的神州大地来说，因为本身的市场够大，用不着哭出来。报复还击，怎样算我也算不出对中国本身有好效果。中国的劳苦大众拼搏了那么多年，站稳了脚，让他们享受一下外间的名牌贵货不是很好吗？索性取消所有进口关税吧！是站起来表演一下真功夫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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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指出，中国要大事发展的是内供，而不是内需。只要内供发展得好——主要是撤销所有约束内供的管制——内需的威力会随之而来。外需无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经不是炎黄子孙的生存命脉了。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国，要靠出口换饭吃，或靠开赌，或靠旅游，或靠碰中了些什么天然矿物，但中国不是小国，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场大得惊人，而工业的确是发展起来了。人家要保护，中国在不利中可以稳守，而长此下去，最大的输家一定是推出保护的那一方，因为在保护中市民是买贵了货，资源的使用也被误导了。日本保护农产品的经验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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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惋惜的，是美国惩罚中国的轮胎进口，在过渡期间中国的轮胎制造商会受到损害。中国自动提升出口税会打上交叉，也会与目前的出口税制有冲突。自动约束出口量是配额制度，麻烦多多，纺织品的前车可不鉴乎？然而，轮胎出口配额会减少甚至弥补制造商的财政损失，而更重要是会大幅提升出口轮胎的质量。如果美国可以接受这配额而放弃惩罚税，对中国来说是比较上算的。我可以保证，如果惩罚税换作配额制，而商务部懂得容许配额以市价自由转让，中国产出的轮胎的质量会冠绝天下。这是价格理论的推断，其准确性与牛顿推断树上的苹果会掉到地上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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