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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选走高地价路线，有他们的原因，是玩火游戏，这里不评。中国内地的局限条件与香港的是两回事，不应该搞高地价政策。问题是，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人口怎样分布有关键性。如果珠三角及长三角的楼价够低，人口会密集在这两个区域，对国家的经济整体可有大害。原则上，这两区还可以大量地增加楼房的土地供应，或提高容积率，压低楼价。这两区的人口密度是应该比较高的，楼价也应该比较高，但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看，这两区的楼价应该高多少，我想了很久也没有简单的答案。复杂的答案我是有的，但历来不喜欢复杂，而简单答案的我还没有找到。不管怎样算，不同地区的房地产之价的或高或低是重要而又可靠的处理人口分布的法门，可惜这问题不能单由市场处理。政府的策划是需要的。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些事，有些情，市场无价——这是科斯和我的公司理论中的一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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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则上，楼价上升是好事。这反映着经济的财富或租值上升，人民的生活有了改进。除了处理人口分布，这原则不容许土地政策刻意地推高楼价，也否决政府压制楼价的上升。同样，政府抽物业的资产增值税有压制楼价的效果，属不智。这种税香港从来没有，美国有，知道是劣着，改不过来。奇怪目前的美国还不撤销此税。那里的楼市跌了那么多，撤销此税不会大减税收，但会让他们目前极为需要的楼市上升见到一点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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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可以在撤销资产增值税的前提下，考虑每年抽百分之零点五的物业税，抽楼不抽地，以政府估计的物业所值为依归，为了避免争吵要以估价打个八折。这类税收政府要说明用途，也要与其他税项分开处理。最适当的用途是城市的治安与清洁。其他税收应该因而递减。我曾经建议抽楼宇空置税。此税会压低楼价及租金，但鼓励使用没有违反经济发展的原则。另一方面，何谓空置不容易界定，实施起来可能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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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楼价上升，穷人怎么办？历史的经验，是楼房的出租市场会解决这问题。我反对政府提供廉租房，理由解释过了。如果政府一定要出手助穷人，出售近于免了地价的居屋是较佳的选择。也头痛，因为贪污的行为难免，而这类房子的建造一般偷工减料，天雨屋漏，而短桩等故事会传遍天下。说到底，协助穷人的最佳法门还是尽量提供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外地的经验说，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有成功的协助穷人居住的例子。另一方面，廉价楼房，不管是谁提供的，可以扰乱国家应有的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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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没有好理由禁止或约束外籍人士在中国购买房子。中国人是赚了他们的钱，赚了他们带来的知识，而炒买炒卖对赌，一般而言老外斗不过炎黄子孙，所谓猛虎不及地头虫是也。日本仔当年不是在美国的房地产损手频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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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还有一个重要但难度极高的土地政策问题。经济原则说，条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报率应该相等，也即是说地价应该相等。这是指以发展或改进之前的地价算。不同用途土地的发展成本可以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要从还没有发展的土地衡量。这个重要的衡量有一个大麻烦，因为土地使用的界外效应（内地称内生外部性）可以有不能漠视的社会成本的分离，在实际运作上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往往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得不到市场运作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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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条件相若的土地，不同用途的回报差距很大：用作工、商业的回报率远高于农业的。可幸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县际竞争制度的普及发展，带来了惊人的改进，是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县干部很懂得衡量界外效应，虽然不容易算得准。整个问题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中有颇为详尽的分析。在土地使用这个话题上，两年多前北京上头增加了对县的约束，不对，但最近有转机。我打算再作一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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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今天看，最头痛是央行拜美国的联储局为师，不断地把利率辘上辘落。见人家闯了大祸，我们为何还不痛改前非？利率是应该由市场决定的。央行或政府不要管。只有让市场决定利率，土地使用及其他投资的回报率才有机会持久地大致上与利息率相等。这是重要的经济原则。近几年央行处理与操控利率做得不对。在无锚的货币制度下，原则上央行可以单控币量。不调控利率是弗里德曼多年的主张，而联储局曾经偏于这样做。后来格林斯潘转向调控利率，今天看当然是大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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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锚货币的确有很大的问题。在国际相对上，美国当年非常富有，输得起，今天还算是富有的。但他们遇到很大的麻烦，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容易知道利率这只棋子要怎样走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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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九、劳动合同的剖析（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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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新《劳动合同法》，老人家骂了二十多篇文章。这里挑选几篇比较重要的解释，从二战期间的大疏散说起，牵涉到的中心话题是公司的合约本质。市场其实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只是合约安排不同，管制劳动市场其实也是管制产品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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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从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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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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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疏散”乃“逃亡”之谓也。可能因为“逃亡”不雅，且大有怯意，国民党就发明了“疏散”这一词。日军快来了，要保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疏散是也。四十年代初期，内地的城市疏散频频。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但记得湖南长沙的疏散次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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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疏散今天不见经传，可能没有人记得，或者身在其中的死得七零八落，没有足够的生存者勒碑志之。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是桂林大疏散最后的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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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起正确的年份了，应该是一九四三，那时我七岁。母亲和我的哥哥与妹妹在柳州，三位姊姊在桂林医学院就读，我在桂林真光念小学。这小学（是的，今天在香港大名鼎鼎的真光的前身）位于山坡脚下，很简陋的。是寄宿生，膳食奇差。母亲给我交了学费与宿费就让姊姊们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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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疏散突如其来，毫无先兆。其实所有疏散都是这样的。我在真光小学寄宿，早上醒来不见了好些同学。过了一天又不见了好些同学。过了几天，醒来全校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但心底里觉得情况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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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在桂林医学院就读的姊姊曾经再三叮嘱，不收到她们的指示，就不要动，不要跑，要等她们指导的讯息。后来我才知道，姊姊们见桂林疏散迫在眉睫，委托一位家中的世交前辈到真光找我，把我带到柳州交给母亲，而姊姊们各自为战，先走了。她们想不到，那位世交前辈自己也忙于奔命，忘记了我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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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天早上醒来，真光校园空无一人。厨房内有东西可吃。在校中等待姊姊们来找我，等到午后也没有影踪，于是独自步行到火车站。街上没有人，但火车站却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嚷着那是最后一班火车，叫的叫，哭的哭。一位妇人恳求一位男人带她上火车，什么可以做到的都可以，包括嫁给他为妾。这景象在我脑子中历久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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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早就满了，车顶上也满是人。我是儿童，个子小，顺利地爬到火车顶上，在人丛中找一个小位置坐下，没有谁说什么。火车晚上起行，不少人挂在窗外的。记得穿过山洞时，一位车顶乘客可能坐得过高，或半站起来，碰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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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早上到柳州。下车只有三几个人，我是其中一个。火车稍停后继续行程。原来柳州也疏散了，市中不见人影。我步行到一条名为沙街的街道（不知此街今天还在否），是母亲居住的地方。桂林真光之前我在柳州中正中学的附属小学读过几个月，住在沙街，因此记得清楚沙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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