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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家门，进去，母亲见到我，哭起来。原来哥哥与妹妹都在病，不能起床。妈妈说，不够钱再逃了，只是后园有一头猪，肥而壮，杀了可能卖点钱。感到穷途末路，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到厨房拿了刀，走到后园，一下子把肥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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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我把猪切开，在空无一人的街上找到一辆木头推车，把猪推到位于河畔的市场出售。市场空无一人，没有顾客，是夏天，苍蝇满布猪肉，黑黑一片的。母亲知道卖猪无望，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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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过了好一阵，近黄昏，数十艘船只从江上赶到市场购买粮食，见到只有我们母子在卖猪肉。别无选择，一下子抢购一空。这样拿到一点可观的钱，与一艘比较大的船议好了价，赶回家把哥哥与妹妹像猪那样以木头车推到江边，上船向桂平（太平天国起于此也）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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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坐了数十人，只有我们一家四口是从柳州上船的。船不是机动，没有帆，也不用船桨。船行由两种方法推动。其一是由几个人以竹竿在近岸之处撑水底之地而行。其二是由十多个劳工以绳子在岸上拖着船走。岸上的山坡有明显的拖船者走惯了的路。有时竹撑，有时拖船，一段一段处理的，每段船主议价很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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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程数天的行程中，有两件难忘的事。其一是某天黄昏，船主突然大叫停船。原来江上有一只大龟。船主拿着一头有网的长竿，只一下就把龟拿到船上。想来江龟不少，捕龟的工具早就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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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远为重要。岸上十多个劳工拖船，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鞭打他认为是卸责或偷懒的。二十多年后书写佃农理论，谈到劳工合约时，我提出了卸责（shirking）与监管的问题。一九六九年，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学者朋友到我在西雅图之家小住，听到他正在下笔的公司理论，我提出“有形之手”是公司的重点，举出广西拖船与拿鞭子的人的例子。当时我说，有趣的问题是：拖船的人可能聘请拿鞭子的人鞭打他们。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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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拖船与鞭打的现象后来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多伦多大学的朋友（J.McManus）在文中说拖船例子与问题是我提出的。跟着一篇大文（W.Meckling与M.Jensen）说是多伦多提出的。跟着众说纷纭，到后来谁是雇主，谁是被雇的一篇文章，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题目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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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广西拖船例子与卸责的思维触发了后来阿尔钦（A.Alchian）与德姆塞茨（H.Demsetz）的有关公司的经典之作。此文导致威廉姆森（O.Williamson）的机会主义的创立，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卷土重来的博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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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拖船、卸责与监管的例子是我首先提出的。解释公司的成因我选走的是另一条路。是的，我反对用“卸责”这种在实际上无从观察的概念或术语来解释世事。我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自己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戴维德认为这后者为“公司”何物这个吵了数十年的话题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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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新劳动法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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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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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贝克尔写中国前途，不乐观。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观之境，很大机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举出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服力相当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观点，也当然希望他错。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贝克尔有机会对，而当时神州大地正开始引进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贝克尔，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不知道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中国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地区的县有很大的经济话事权，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激烈，会迫使他们反对中央上头推出的对竞争不利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处理，尤其是汇率那方面，因为货币问题地区政府是没有话事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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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洋洋大观，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应该不容易推行。问题是这“新劳动法”由国家主席推出，势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内容是几个星期前的事，网上吵得热闹。我本想早作分析，无奈正在写《人民币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脑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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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翻阅有关新劳动法的文件，也读到一些市场的热闹响应，认为问题太复杂，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详尽分析。前思后想，决定只写一篇，不针对细节，只谈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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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劳动法因为约束合约选择而引起的热门话题有四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后者吵得最热闹，是法例第十四条。篇幅所限，这里只略谈这第十四条，复杂的。简化而又不大正确地说，这“无固定期”法例是指一个员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单位不能解雇。这是说，一个员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约怎样写，法律上会获得终生雇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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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我知道终生雇用有两个其他实例。其一是日本，终生雇用的安排曾经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传统，不解雇成员。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为基本工资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红。这终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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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与第十四条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国的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香港的大学也拜之为师）。一个博士被聘为助理教授，合约三年，续约再三年。六年后，再续约就升为副教授，获得终生雇用合约，否则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国大学，是获得终生雇用后，可以永远不退休。这大学的终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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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现，吵得一团糟。当年我因为拒绝入“会”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座”而无职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国任教职时，我对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爱莫能助。今天，因为上头“满座”，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普遍了。这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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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他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克尔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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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我的心脏长在正确的位置。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问题是法例归法例，效果归效果，数之不尽的说是维护劳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这观点的研究文献无数。我自己在街头巷尾跑了一生，结交的穷朋友无数，怎可以不为他们说话？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驶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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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相当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合约与法律的知识不足，是以为难。不同收入层面的员工有不同层面的知识，新劳动法不应该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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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北京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合约与法律知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事项市场不容易处理。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不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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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很不幸，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我不能不考虑在该文补加一个不愉快的后记。九十七岁的科斯不会高兴：他坚持该文要以中国大凯旋的姿态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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