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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家门,进去,母亲见到我,哭起来。原来哥哥与妹妹都在病,不能起床。妈妈说,不够钱再逃了,只是后园有一头猪,肥而壮,杀了可能卖点钱。感到穷途末路,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到厨房拿了刀,走到后园,一下子把肥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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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我把猪切开,在空无一人的街上找到一辆木头推车,把猪推到位于河畔的市场出售。市场空无一人,没有顾客,是夏天,苍蝇满布猪肉,黑黑一片的。母亲知道卖猪无望,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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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过了好一阵,近黄昏,数十艘船只从江上赶到市场购买粮食,见到只有我们母子在卖猪肉。别无选择,一下子抢购一空。这样拿到一点可观的钱,与一艘比较大的船议好了价,赶回家把哥哥与妹妹像猪那样以木头车推到江边,上船向桂平(太平天国起于此也)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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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船坐了数十人,只有我们一家四口是从柳州上船的。船不是机动,没有帆,也不用船桨。船行由两种方法推动。其一是由几个人以竹竿在近岸之处撑水底之地而行。其二是由十多个劳工以绳子在岸上拖着船走。岸上的山坡有明显的拖船者走惯了的路。有时竹撑,有时拖船,一段一段处理的,每段船主议价很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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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程数天的行程中,有两件难忘的事。其一是某天黄昏,船主突然大叫停船。原来江上有一只大龟。船主拿着一头有网的长竿,只一下就把龟拿到船上。想来江龟不少,捕龟的工具早就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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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远为重要。岸上十多个劳工拖船,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鞭打他认为是卸责或偷懒的。二十多年后书写佃农理论,谈到劳工合约时,我提出了卸责(shirking)与监管的问题。一九六九年,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学者朋友到我在西雅图之家小住,听到他正在下笔的公司理论,我提出“有形之手”是公司的重点,举出广西拖船与拿鞭子的人的例子。当时我说,有趣的问题是:拖船的人可能聘请拿鞭子的人鞭打他们。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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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拖船与鞭打的现象后来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多伦多大学的朋友(J.McManus)在文中说拖船例子与问题是我提出的。跟着一篇大文(W.Meckling与M.Jensen)说是多伦多提出的。跟着众说纷纭,到后来谁是雇主,谁是被雇的一篇文章,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题目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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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广西拖船例子与卸责的思维触发了后来阿尔钦(A.Alchian)与德姆塞茨(H.Demsetz)的有关公司的经典之作。此文导致威廉姆森(O.Williamson)的机会主义的创立,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卷土重来的博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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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的拖船、卸责与监管的例子是我首先提出的。解释公司的成因我选走的是另一条路。是的,我反对用“卸责”这种在实际上无从观察的概念或术语来解释世事。我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自己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戴维德认为这后者为“公司”何物这个吵了数十年的话题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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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卖桔者言 新劳动法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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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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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贝克尔写中国前途,不乐观。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观之境,很大机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举出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服力相当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观点,也当然希望他错。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贝克尔有机会对,而当时神州大地正开始引进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贝克尔,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不知道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中国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地区的县有很大的经济话事权,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激烈,会迫使他们反对中央上头推出的对竞争不利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处理,尤其是汇率那方面,因为货币问题地区政府是没有话事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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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洋洋大观,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应该不容易推行。问题是这“新劳动法”由国家主席推出,势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内容是几个星期前的事,网上吵得热闹。我本想早作分析,无奈正在写《人民币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脑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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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翻阅有关新劳动法的文件,也读到一些市场的热闹响应,认为问题太复杂,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详尽分析。前思后想,决定只写一篇,不针对细节,只谈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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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劳动法因为约束合约选择而引起的热门话题有四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后者吵得最热闹,是法例第十四条。篇幅所限,这里只略谈这第十四条,复杂的。简化而又不大正确地说,这“无固定期”法例是指一个员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单位不能解雇。这是说,一个员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约怎样写,法律上会获得终生雇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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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外,我知道终生雇用有两个其他实例。其一是日本,终生雇用的安排曾经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传统,不解雇成员。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为基本工资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红。这终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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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与第十四条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国的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香港的大学也拜之为师)。一个博士被聘为助理教授,合约三年,续约再三年。六年后,再续约就升为副教授,获得终生雇用合约,否则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国大学,是获得终生雇用后,可以永远不退休。这大学的终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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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现,吵得一团糟。当年我因为拒绝入“会”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座”而无职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国任教职时,我对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爱莫能助。今天,因为上头“满座”,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普遍了。这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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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他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克尔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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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我的心脏长在正确的位置。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问题是法例归法例,效果归效果,数之不尽的说是维护劳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这观点的研究文献无数。我自己在街头巷尾跑了一生,结交的穷朋友无数,怎可以不为他们说话?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驶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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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相当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合约与法律的知识不足,是以为难。不同收入层面的员工有不同层面的知识,新劳动法不应该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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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北京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合约与法律知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事项市场不容易处理。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不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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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很不幸,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我不能不考虑在该文补加一个不愉快的后记。九十七岁的科斯不会高兴:他坚持该文要以中国大凯旋的姿态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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