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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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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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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4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比如说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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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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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儿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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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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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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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半都被王家一家买去。村里其他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人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差五就能宰杀一头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就卖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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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留下整个村子过一个没肉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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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村民们于是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多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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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地挣钱。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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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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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给整个社会制造王二村庄所遇到的问题。这种问题还不只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而且是机会不均,是权力和钱的交换,是垄断收益,是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入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更多讨论可以参见本章的《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我非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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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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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章的《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里已经讨论过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否应该提高这个例子。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这就跟王二对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一样,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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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被高速”这件事情。本来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车,这是一件挺正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有挤出的问题。高速火车,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时间、在乎旅行的舒适度、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群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高速却挤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时间、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适度、希望省钱的人群的需求。不要说现在有的高铁的上座率还有限,就算高铁班班满员,“被高速”的抱怨还是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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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最热的民生问题大概就是房价问题了。导致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人购房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很明显,只有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群才可能买房来投资,收入低的人群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本来,买房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私人决定,一个市场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愿意多买几套房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中国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买房相对于存银行或者买股票而言是一个回报相对高、风险相对小的投资方式(参见第三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但问题是有钱人买房投资会推高房价,就会让收入较低的人群购房很困难。这就跟王二吃肉一样,因为王二买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价,最后让穷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虽然也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自然的结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后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而穷人则要花几十年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房。当然,穷人也可以租房住,这样就不用当房奴了,但房价问题的背后无疑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这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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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拉大的国度里,这种王二吃肉的故事会在各个领域发生——从火车票到住房,从教育到医疗。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村子只有一家过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们认准了市场经济,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务的方面下大工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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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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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运动,小儿子爱读书。大儿子能跑能跳,爱玩各种球类,梦想就是当个球星;小儿子整日待在家里,顺着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看过去,有点能当学者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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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希望孩子们能够静一点,长大之后做个读书人,而总觉得玩体育没什么前途。自己祖宗八代都没什么运动细胞,也不指望孩子能成姚明、刘翔,因此,王二从心底里更认可小儿子。只是王二心里也清楚,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因此也在有意识地想做到一碗水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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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王二是这么把水端平的。他会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书店,说:挑你们最喜欢的书,每个人都可以挑三本,爸爸来付账。还有,过年给压岁钱,很早就说清楚规矩:成绩好的孩子多拿,成绩差的孩子少拿,绝不偏心。放暑假了,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书友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夏天读遍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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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大儿子始终觉得王二偏袒弟弟,终于有一天来找王二理论。王二摆出父亲的尊严:我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孩子的,你弟弟有的你都有,哪里有更偏袒弟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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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按照他的标准也许是没有偏袒哪个孩子,后来的结果也是小儿子确实如他所愿成了一个读书人,而大儿子则书也没读好,体育也没玩好。王二更加觉得自己当年的直觉很正确:我早就知道我们王家的孩子没有运动细胞。幸亏小时候多带他们读书,不然哪有他们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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