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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头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有很多。我在《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比较中美的收入分配差距（见本章附文），并指出一些通常认为的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比如说腐败，并不一定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腐败情况要比中国好很多，但一样也有很大并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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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然就会发生的，比如说多劳多得就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会比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大，这种拉大恐怕是值得欢迎而不是否定的，但欢迎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一个市场，本身规则就是偏袒一部分人，这样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那就完全不奇怪。王二当然可以说，他没有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一碗水端得很平。可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在偏袒小儿子——他虽然给了两个孩子同样的成长环境，但那样的环境明显是有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环境恐怕还远没有到公平的水平。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加剧了我们收入分配差距分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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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环境的问题之一就是宏观价格扭曲。一个例子就是利率偏低，其结果是老百姓补贴银行和企业。这里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中国的居民存款余额在2010年已经约为30万亿元人民币。一年期存款的真实利率（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是负的，为-2%~-3%。换句话说，30万亿元存一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实际意义上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其实是相当高的，根据各种测算，一年真实的回报率在10%左右是可以保证的，因此30万亿元变成贷款放出去，一年产生3万亿元的真实回报没有太大问题。只是，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不仅没有看到3万亿元，还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亿元，这一里一外就是将近4万亿元人民币，接近人均3000元钱一年。从这里大概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很多企业和银行效益为什么那么好了。这些企业和银行一年拿着老百姓将近4万亿的隐性补贴，这些钱中的不少最后又流进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口袋，这样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怎么可能不让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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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汇率偏低，其结果是中国人补贴外国人和出口商，而惩罚国内消费者。根据海关数据推算，中国在2010年，货物进口值是13272亿美元，货物出口值是15814亿美元，顺差是2500多亿美元。很多人通常关注的只是那2500多亿美元的顺差，而忽略了这背后高达1万多亿美元的进口和出口。尽管很多人不太用进口货，但进口产品已经无处不在了：如果你去加油，中国超过一半的原油已经依赖进口；中国人吃的猪肉和食用油的背后，很可能是从美洲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中国人买的家具极有可能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中国从铁矿石到铜还有各种有色金属，都大量依赖进口。这些小到接线板大到汽车、轮船的价格，几乎每天都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而且老百姓每天的生活都依赖于进口。机械地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0%，中国用人民币衡量的进口账单就会变小10%，这就会一年给中国老百姓节约超过8500亿人民币（或者1300亿美元）。虽然这样的测算极为粗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出口强劲的另一面是老百姓不得不为很多进口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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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环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仍然过于强大。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也是“成功”的企业。靠近政府，就有土地，就有贷款，就有市场，就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件事情的危害是严重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这件事情首先直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国有企业的薪酬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是民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国有企业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竞争，因为效益好从而工资高，那恐怕也不会导致那么多民怨吧？问题是，那些真正的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而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领域，多半都是有垄断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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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过于强大，更大的危害还在于阻碍市场的发育，阻碍普通人致富，从而造成结构性的分配问题。很多拉美国家都有“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就是极大的分配不公。有裙带的就富，没裙带的就穷，然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分配不公成为社会顽症。中国千万要避免走拉美国家的老路，而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问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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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些人觉得，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是因为市场作用太多了，政府作用太少了，因此主张要增加政府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干预力度。中国真的是市场作用太多、政府作用太少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恐怕应该先想想：王二真的一碗水端平了吗？还是端得太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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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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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有钱人，有很多很多钱。王家的高墙大院既为邻里所艳羡，又被同样的人厌恶。艳羡是因为邻里们其实也想有高墙大院，厌恶是因为只有而且偏偏是王二住在高墙大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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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不是一直都很有钱的，当年他和所有人一样穷。只是王二从来都不甘于贫穷，他需要的只是致富的时机。王二发的第一笔财是靠种地种出来的。他不仅干活干得比谁都卖力，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别人都种粮食，他种的却是蔬菜，然后可以赶上几十里地去城里卖菜。一年下来，他挣的比谁家都多。没几年，王二就有了一点积蓄。因为进城多，他发现城里什么都好卖，而且越来越觉得靠天吃饭挣钱总是有限的。于是，王二就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钱，在村里办起了一个小作坊。王二买了十几台缝纫机，找了村里十几个中年妇女，开始做点衣服、鞋子、毛衣什么的，然后拿到城里去卖，生意很是不错。王二的小作坊不久就变成了大作坊，然后生意也越做越广，钱也越挣越多。直到那时，王二在村里都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红眼的人总是有，但多数人还是觉得王二的钱是他该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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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尝挣钱滋味的王二这时才发现，原来他那种挣钱的方式是属于又累又慢的，还有很多不累又快的挣钱渠道。首先是土地。村里的土地全是公有的，公有的特点是这些地值多少钱、给谁用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村里的干部说了算。王二很轻松地就从村里拿到了大片几乎是免费的土地，造别墅，建农家乐。这些别墅和农家乐，自然是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或者运营。王二从中赚的当然也有辛苦钱，但算来算去，最大头的钱还是来自他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的。然后就是贷款。村里农业银行给的贷款利率才5~6个百分点一年，王二心里一算，这么低的利息，做点什么买卖也不可能亏啊。就算是贷款买点钢、买点铜或者买点房子囤着，一年的回报也够还利息的，这钱也太好挣了。王二去找银行贷款，银行自然是非常欢迎，一路绿灯不说，最后利率还能下浮10％。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王二贷款贷得越多，他挣得也越多，而且一点都不费劲。最后就是专营权。王二起家靠的是卖菜、卖衣服，但那些市场竞争太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但有些生意，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意，利润空间却一直很有保障。这样的生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当然，恰恰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利润才可能这么有保障。王二花了大工夫，终于也分上了“国计民生”的一杯羹。王二自从抓住了“土地”、“贷款”和“专营权”这三个关键词之后，其财富的增长立刻变成爆炸式。但村里人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人觉得：王二发的是不义之财，他挣的钱是以牺牲村里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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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恐怕是中国正在面对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说到收入分配，我在2011年去了一次墨西哥。下了飞机，我就被同行的人告知，墨西哥有两个世界之最：这里有世界上活着的最胖的人，还有世界上活着的最富的人。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听到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好奇：世界上最富的人怎么会出在墨西哥这么一个无论按人均或者按总量都不算很大的经济体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人更富有？听到谜底之后，恐怕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卡洛斯·斯利姆旗下的通信公司碰巧几乎完全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市场，他拥有的公司市值占到整个墨西哥股市市值的接近2/3。之所以提起墨西哥，是因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一直很成问题的国家，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恐怕已经超过了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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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不是墨西哥，在很多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墨西哥的经济在过去这十年里的增长率大约只有3％，中国则是超过10％。换句话说，墨西哥是在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分配差距，你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也许收入分配差距大和增长缓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伴随着高速的增长。在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权衡：中国有很多又累致富又慢的人，就像早年的王二，也有很多不累而挣钱又快的人，就像后来的王二。前者贡献了中国的增长，但这两拨人同时都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毕竟这两拨人都在富起来，只是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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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上，是很难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现在是45％，这个税率，对于那些早年的王二而言，恐怕是一个很高的税率了。你辛苦地挣了1元钱，4毛5就得当税交了，这还是在公共服务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这么一个高税率，即便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恐怕也会遏制创新、努力和增长。但45％的边际税率，对于后来的王二而言，恐怕只能说是太低了，这里的假设还是王二真的会交税。因为王二后来挣的钱已经完全和他的努力无关了，他多挣的钱就是别人少挣的钱，他财富的增加等同于他人财富的减少，这里即便是100％的边际税率恐怕都嫌少。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效率损失的问题，价格的扭曲和垄断经营造成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王二挣的钱要小于整个社会其他人的净损失，因此，就算王二把全部的钱都交出来也不足以弥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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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想把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分开是很难的。在中国现存的市场环境下，在不少时候只有一个王二，你可以在很多中国富人身上同时找到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的影子。因此，任何再分配的方式，都会面对无法区别两种王二的难题，这使得再分配不会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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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收入分配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通过再分配，如何治理呢？很难也很简单：先消灭第二种王二生活的土壤。这几乎也是必然意味着要撼动中国经济中尚未真正市场化的部分，要明晰中国仍然不够明晰的产权，要让政府从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变成一个维护者。如果土地是谁的都不清楚，如果银行利率完全不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如果竞争被人为地消除，公平从何谈起呢？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很难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分配总会有很大的人为成分。不要忘了，30年前我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分配问题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那个时候我们更不市场化，产权更不清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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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就完全不应该去管。即便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未必是社会选择意义上最优的分配。但如果我们分配的基础因为人为的原因就是不公平的，那最好还是先去修正这些基础。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再分配得到一个公平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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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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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村子缺水，整个村子就王二家的院子里有一口小水井。过去村里的百姓生活得简单，不要说洗车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车，就是洗澡都不是很频繁，所以那个时候一口井也够用了。那个时候也没人管井，谁家想去打水都可以，水是不要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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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变好，不少人家里都买了车，卫生习惯也改善了，村里的水马上就开始紧张。很快，光靠那口井是不够了，村里得花钱从外面运水进来才行。不过因为水多年以来一直是不要钱的，村里也不太好马上就开始收很高的水费，只能象征性地收一点。水价不高，大家又习惯了用水，水的用量开始爆炸式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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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外面的水可不便宜，而且整个村子新增加的用水每一滴都得从外面运进来。这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还有一个稳定供应的问题。谁能保证每天送水车都能按时把水运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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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于是有人出主意：那就提高水价吧。水价提高可以减少对水的需求，改变浪费水的习惯，最后可以缓解对村外水的依赖。王二对这个提议尤其支持，提高水价，他家的井水也能卖一样的价钱，那可不是一笔飞来横财？村里的大部分居民自然是很反感这个提议：这难道不是苦了村里的老百姓，最后让王二一家发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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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在2010年中期以后一路上扬，很长时间都处于100美元一桶的上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随之上调，加油站里的汽油价格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峰值。每到这样的时候，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巨头的巨额利润、垄断地位和薪资水平就会成为众怒所指。同样的情绪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矛头不太一样就是。美国每当油价高涨，就会有议员跳出来要求调查石油公司是否操纵价格；英国碰到了油价高涨，就会有人抗议政府燃油税过高。说实话，英国和西欧的税确实很高，北京的汽油价格高的时候7元多一升，而同一时期伦敦的油价折合成人民币要超过13元一升，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税。从对燃油征税的角度，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税都比较重，包括西欧、英国和日本，甚至加拿大，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个例外，税相对轻，这也使得美国的油价比所有这些国家都低很多，也比中国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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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的油价，这里面其实有三个经常被联系起来但应该分开理解的问题：油价水平、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以及石油公司的垄断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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