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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取向，但又是一种对政治家充满了诱惑的政策取向。危险，是因为这些政策用一时、局部或者不可持续的利益来换取民众的支持，最终伤害的却是同样一批人最终和长远的利益。充满诱惑，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往往很有市场，让政客总有动力告诉百姓他们想听的，而悄悄隐藏那些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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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人群分化越发严重的今天，民粹主义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和拉克拉迈·拉詹描述的美国的情形有点类似：既然短期改变不了人群分化的现状，那就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让人少抱怨一点。抱怨房价，我就去打压房价；抱怨菜价，我就去巡查菜价；抱怨油价，我就补贴炼油厂然后少提价；很多人抱怨工资涨得慢，我就把工资涨幅写进计划里；有车的抱怨堵车，我就让没车的别买车；城里人觉得拥挤，我就想办法控制外地人进城。这些政策，有些也许是必要的，更多的则只是引进新的扭曲，不少是牺牲一部分沉默的人而让另一部分抱怨得响的人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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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很有民粹主义味道的政策也许可以算是对过去政策的反思，但却很难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改进。中国需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世界上因为民粹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绝不比因为裙带主义而失败的经济政策更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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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度软件库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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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有个软件公司。公司刚开始是做外包的，也就是美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个单子，王二找百十个年轻的程序员，马不停蹄地忙上几个月，写上几百万行代码，还要调试很长时间，最后交货收钱。这样挣钱挣得干脆干净，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利润太薄。经验少一点的程序员还未必能挣到民工的钱，也基本上是被当民工使。王二也没办法，他虽是老板，也还是替人打工。这个行当拼的就是价钱和速度，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成本稍微上去一点就立刻没有竞争力。当然，那些欧美的客户把软件拿去，不管是用在手机、电脑还是别的地方上，都是能挣大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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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软件我能编，我为什么就不能像欧美公司那样挣大钱？中国市场这么大，肯定有机会的。于是，王二一直等着机会向市场推出自己的软件。在砸进去数百万的前期成本和大量的人力之后，王二的公司终于推出一款国内需求很大，但市场上又一直没有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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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软件的流行是预料之中的，绝大多数电脑的桌面上很快都多出了一个“王二”的小图标。可问题是，王二公司的销售收入和软件的流行完全不成比例。因为，除去少数的机关和企业，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网上一个叫“千度软件库”的地方“免费”下载软件。王二推出了一个成功的软件，但是却作了一个错误的商业决定，他为一款流行的软件赔了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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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觉得，只要软件成功，还是有一些公司客户愿意出钱买正版的。既然不能阻止普通用户“免费”使用软件，那就把正版的软件价格调得高一点，这样网上损失的利润可以从公司客户那里补回来。于是，当王二的公司推出下一款软件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把正版软件的价格定得很高，期望通过此举可以回收成本并赢利。这样做的结果是：首先王二的公司激怒了网民。很多人骂王二的公司追求暴利，一张光盘的成本不过几元钱，一套软件竟然要卖上千元，完全是抢钱。于是，这些网民有了更强的理由去千度软件库享受他们的“免费”软件。另一个结果是，正版软件的高价减少了软件的销售，王二并没有如愿收回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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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试了几次，王二的钱也赔够了，终于有一天他翻然醒悟，觉得还是继续给欧美当民工挣钱靠谱。有个朋友对王二说过一句箴言：“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并有区分两者的智慧。”王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大智慧：只要千度软件库这样的东西存在，当民工的命是不能改变的，既然不能改变，那就接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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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特点：创造的过程往往艰难、漫长，耗费巨大且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一旦产品成功，复制这些产品的成本极低。从软件、文学作品、音乐和电影到药品、配方和工业流程都是如此。互联网的出现，则是将大范围地复制和传播很多产品的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但是请记住，从印刷机，到复印机，到软盘，到光盘，再到互联网，这些技术虽然改变了知识产权的物理载体和物理传播方式，但是它们都没有改变知识产权的归属。写软件的、写书的、写音乐的、拍电影的，这些人卖的不是光盘、纸张、油墨或者胶片，他们卖的是这些东西里还包含着的知识产权，属于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知识产权。不可以因为换了一种传播方式或者载体，就改变这种基本的产权归属关系。如果因为网上银行取代了纸质存折，导致所有人都可以随意动用你的银行存款，你会乐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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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恰恰是因为知识产权创造成本高，复制成本低，且通常不具有排他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传播是存在张力的。如果你有一个房子，别人也想要这个房子，那只能有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偷一个软件的知识产权没有这种问题，复制一下两个人都能用。如果你想造一个山寨的iPad，你的成本不会很低，复制出来产品的质量也未必可比。搞一个山寨软件要简单多了，复制一下就行，几乎没有成本且跟原版的一样好用。所以，如果没有人保护知识产权，靠所谓的自由市场、充分竞争和互联网精神，那样的结果几乎一定是对知识产权的随意践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有很强的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并花很大力气执法的原因。这不光是一两个公司是否有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政府是否失职的问题。比如说，美国政府就根据法院的命令于2010年11月底关闭了82个网站，这里面的一些网站只不过是提供了“平台”供网民自由“分享”音乐和软件，和千度软件库干的事情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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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说，作为一个消费者，免费就是好的，我是千度软件库的受益者，为什么我要支持打击千度软件库？是的，作为一个消费者，确实免费就是好的。只是，这意味着很多原本你应该能够看到的国产书籍永远都不会被写出来，你应该能够使用的国产软件永远都不会存在，你应该能够看到的国产电影永远都没人投资拍摄，你应该能够听到的国产音乐永远都不会被创造。这意味着，当你在抱怨为什么钱都给外国人挣了，而我们只能给外国人打工时，你本人其实就是背后的一部分原因，因为你的行为就根本没有给那些本土创新的企业太多机会；这更意味着，当你在抱怨找不到高薪的好工作的时候，你本人就是让高薪工作少的一个因素，因为只有给知识产权高回报，人力资本才值钱，你受的教育才会值钱。微观地看，你是在免费享受别人的劳动，宏观地看就是所有人在免费享受一部分人的创造性劳动。如果你自己在贱买知识，又凭什么来抱怨别人贱买你的劳动呢？王二公司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国家的失败，是政府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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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说，正版的东西太贵了，不可能消费得起。我曾写过一篇《盗版软件禁绝之后》的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见本章附文）。基本的结论是，如果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大家都使用正版，那正版的价格很有可能会大幅度下降。王二把软件价格定高是出于无奈，因为定低了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愿意出钱买，最后干脆去宰那些愿意出钱的人。如果大家都使用正版，软件公司就不会选择那种自杀性的高价，因为这样既卖不动又会把市场拱手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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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说，互联网上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而且并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很多软件源代码都是开放的，难道免费和共享不就是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吗？是的，这正是互联网的神奇之处。但是，请注意，免费是知识产权所有者自愿地选择免费，而不是“被免费”。你上网看很多文章可能是一分钱不花的，那是网站选择了免费提供这些内容，因为这些网站有别的收入流。换句话说，有别人在出钱支持这些免费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免费提供产品，但通过别的方式来实现回报。但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基于清楚知识产权的界定和与之对应的回报分配，免费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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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忍不住好奇地去百度文库搜过自己的第一本书《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发现自己的书赫然在那里，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粗制滥造版。不告而取还这么没有专业精神，难怪那么多作家如此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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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一家人和中国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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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兄弟6个，他排行老二。家里孩子太多，从父母到邻里都按排行喊孩子，最后王二的大名没几个人能记住，说王二倒是谁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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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父母生那么多孩子的原因挺简单，觉得多生些孩子，地里的劳动力就多，家里儿子多在村里也有地位。问题是，在那个地里找食、靠天吃饭的年代，王二家里的那点收成根本填不饱兄弟几个的肚子。结果王家在村里是有名的穷，兄弟几个都穿得破破烂烂，吃不饱，上不起学，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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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吃饭的嘴也多，最后成了王二父母最大的教训。王二兄弟几个也看在眼里，成年以后都没有多要孩子，一家一个，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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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峰回路转的是，王家几兄弟因为实在忍受不住贫穷，凭着一身力气，就到城里去闯荡。刚开始扛大包，蹬三轮，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钱也慢慢挣了起来。之后几兄弟凑钱，买了辆货车，开始跑运输。兄弟几个，人停车不停，收入开始快速增加。没多久，过去在村里数一数二穷的王家，就变成村里最富裕的家庭之一。王家几兄弟生活得很潇洒，上面只有两个老人需要孝敬，下面孩子又少，挣的钱又多。于是，王家兄弟开始置地盖房，让两个老人享清福，把孩子都送到城里很好的学校读书，希望他们有出息。村里人都挺羡慕王家，私下里嘀咕：老王当年生6个孩子还是对的，刚开始是苦点，现在熬出来了，这不是开始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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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几年，老王老两口已经80多了，身体都还硬朗。王二兄弟几个也都60岁左右，干不动了，准备休息，想让自己的孩子把家里的那点产业接过去，并且赡养自己。可问题是，王家的第三代人丁有点单薄，又要继续产业，又要赡养王二6兄弟，还有上面老王老两口，还有底下的第四代，实在有点力不从心。王二几兄弟商量了一下，那就把家里的产业和房子卖点出去吧，换点钱养老。可真要卖的时候，问题又来了。王二的那一代和王家都很类似，遇到的问题也类似，现在大家都想卖产业和卖房子，可是谁来买呢？于是，原来看似值钱的房子和产业，现在根本卖不出什么价钱。想想也是，谁家的第三代人丁都不多，那么多房子和产业，这么少的人，既住不过来，也打理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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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公布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再一次证实了两个其实早就广为人知的事实：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很低以及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很快。老龄化是中国人均寿命增加的体现，是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提高的结果，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件好事。人口出生率低是中国主动的政策选择，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最终减少总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放在一边不说，从数字上看，这个政策应该说达到了其控制人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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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当老龄化遭遇计划生育，这件事情是对宏观经济有长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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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结果是，一个国家里会有很多只消费但不再劳动的人口，而且这些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有个名词叫“抚养比”，就是不工作人口和工作人口之间的比例，不工作人口里包含老人和小孩。一个经济的抚养比越高，和一个家庭老人孩子多是一样的，那就是挣钱的那些人压力会很大。当然，压力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家庭里压力大的反映会是家庭矛盾，一个国家的“压力”大可能反映为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高税和增长缓慢。欧美很多国家现在都面临福利支出过大，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养老和医疗开支，然后财政赤字拉大，债务增加。最后为了平衡预算，不少国家恐怕都要增税。什么人交税？不会是老人孩子，最后只能是那些工作的人。本来干活的人就少了，现在税又高，这会严重影响工作的积极性，最后的结果就是增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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