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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原本是个很健康的人。他吃得好，睡得香，经常锻炼，生活规律，因此一直精力充沛，很少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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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二学会了熬夜。一开始熬夜，王二白天的精神就不太好，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总是觉得很疲劳。于是，没过多久，王二因为觉得累，就不再坚持锻炼。刚开始不锻炼，让王二觉得如释重负，人也舒服了一些。毕竟，晚上不睡觉，白天再锻炼，身体上吃不消，不锻炼对身体的压力要小很多。但舒服了没有多少时间，不锻炼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王二开始变得没有胃口，经常不想吃饭。王二没有强迫自己，不想吃就不吃，等饿的时候随便抓点零嘴吃，或者泡一包方便面。这样一开始的时候也挺好，只是吃得不好睡得也不够的王二，很快精神开始越来越差。王二听说喝含咖啡因的东西能提神，于是就开始喝可乐。先是一天一罐，后来变成一天好几罐。后来可乐已经没效果了，王二就开始喝咖啡。再后来，咖啡也不够了，王二听说抽烟也能提神，于是就开始抽烟。开始是困的时候抽一根，慢慢地变成没事的时候抽一根，再后来，变成了有事没事都抽一根，最后干脆是醒着的时候就抽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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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很明显，再这样下去，王二的身体迟早要垮掉。王二心里也明白，自己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自己总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偷懒”，总是在困难和简单之间选择了简单，总是在长期的解决和短期的修补之间选择了短期的修补，于是渐行渐远，到了现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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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有很多能够激发社会矛盾的经济问题，比如说房价、通货膨胀、大学生就业、环境恶化还有收入分配。这些问题虽然还不足以改变中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这个现实，但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妥善解决，是会危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中国政府显然也十分清楚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各种政策来应对。但也许必须要看清楚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相反，它们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导致的，而且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连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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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点就从GDP至上说起吧。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拉动GDP的三驾马车里，投资是最容易在短期内被政策影响的。低价土地、税收减免、排污、耗电、耗水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还要加上便宜的贷款，这些都对拉动投资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也会反映在GDP上。但是，这里的每一项优惠政策都意味着对关键价格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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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就会形成产能，就要寻找市场。在更困难地培育和开发国内市场和更简单地低价给国外企业代工之间，企业选择了后者。而我们的政策也支持了这一选择，那就是将汇率维持在了一个固定的水平，一个让做代工企业比开发国内市场更有利可图的水平。于是，我们的出口开始大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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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和低汇率对中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是好消息，对GDP也是好消息，但这背后也隐含着对投资和出口的巨大补贴。这些补贴，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最终都来自中国的老百姓。中国居民储蓄的低回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而企业的利润却增长迅速，都是这种老百姓补贴的投资和出口直接或者间接的体现。老板们都有钱了，做出口的都赚钱了，老百姓却没有钱，可不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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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当然就没有购买力，内需就不可能太强劲。但GDP还要继续增长，那就只能继续促进投资，促进出口，所以利息和汇率就只能继续保持在低位。任何要加息或者升值的想法，都会遭到很多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强烈反对。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这些企业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它们接受了隐性的补贴，它们当然会反对任何取消这种补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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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低息、低汇率，再加上低排放成本和低能源成本，彻底扭曲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这种扭曲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极度地资本密集、能源密集、污染密集，却不创造足够的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中国的能源、钢铁、水泥、电力的消费增长，这些年都保持了两位数，但中国的就业增长却徘徊在1%~2%，大学生的就业更是形势严峻。把中国的经济总结为“能耗过度，人耗不足”一点都不过分。可不是，如果一个经济中最需要的劳动力是泥瓦匠，一年600万大学毕业生确实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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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和低汇率，还是对最关键的两个宏观价格的扭曲。这种扭曲的直接结果是中国金融体系里流动性系统性地过剩。流动性过剩就给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带来很大的上涨压力。过去这些年，房价和物价，不管如何治理，总是一轮又一轮地上涨，按住了这个，那个又起来了，这和我们货币条件的结构性偏松是直接相关的。有人当然可以把温州炒房团和外资热钱当做替罪羊，但这些资本的流动恰恰是对扭曲市场条件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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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整个事情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扭曲的价格导致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结构又要求价格继续扭曲，否则就难以为继，这就跟王二一步一步走向越来越不健康的生活模式一样。一个例子是，不少企业号称，人民币升值3%企业就要关门，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所以人民币千万不能升值。这些企业也许是对的，可问题是，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真的有大量这样的企业存在，连3%的币值变动都承受不了，那就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经济体中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这样的企业？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那些哭着喊着要求不能加息，不能提电价、水价、油价和地价的企业。如果我们知道中国的污染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知道中国的水资源已经严重不足，然后我们同时又担心提高能源、水和污染的价格会对大量企业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增长和就业，那就不是这些企业的问题了，而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对水、能源和污染这么依赖的企业，为什么我们的增长和就业这么依赖于这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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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早就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都反复表示过，中国的增长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但事情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像就业困难、收入分配不合理、通货膨胀和高耗能、高污染，这些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联系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对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反映，都是对同样宏观扭曲的反映。割裂地看待这些问题，试图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试图回避最关键的扭曲而通过行政手段校正问题，最后带来的不会是问题的解决，而只是将问题加深。当王二停止锻炼的时候，他看似解决了疲劳的问题，但很快他就陷入了胃口问题；当他解决了胃口问题，他又陷入了精神问题；当他解决了精神问题，他咖啡因上瘾了；最后当他解决了咖啡因上瘾，他犯上了更麻烦的烟瘾。因为，从头至尾，王二都没有正视他不良生活习惯的根源——熬夜，而只是在修补一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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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改掉坏习惯比养成坏习惯要难多了。王二如果要重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必须经历很多难熬的日子，戒烟、戒咖啡、按时吃饭和睡觉，坚持锻炼，没有哪一个是可以轻松实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要重新走上可持续的路径，必然也不可能是轻轻松松、皆大欢喜的。但这恰恰就是关键。一些企业关门和人员失业，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会是宏观价格调整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不去面对这些成本，3年以后，5年以后，我们一样还要面对，而且那时的成本会变得更大，转型也会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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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过劳和中国经济悠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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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是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人。一个任务分配下来，王二能连续几个月都耗在上面。有时候连续好几天不睡觉，实在太累了，倒头靠一会儿又起来继续干。吃饭是越简单越省时间越好，胡乱吃几口就对付了。正因为如此，王二总是能比别人更早、更好地完成任务，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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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个刻苦投入的人，是没有太多理由谴责他的成功的。事实上，王二的成功恐怕是很多人都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普通人，大概甚至都不会羡慕王二的成功，因为这样的成功来得实在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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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怕只是次要的，一个人愿意付出辛苦而获得成功，无可非议。但关键的问题是，王二这样玩命工作，不可逆转地损害了王二的健康。王二的工作方式是不可能让他健康工作几十年的。现在拼的是年轻，过不了几年就会是一身病，到那时，不要说拼命，就连一般的工作恐怕也不能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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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相信，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证明，中国的增长模式是正确的。他们会指出：别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一片狼藉，中国2009年的增长率是9.2%，2010年的增长率则为10.4%，可不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通胀是有点高，能耗有点下不来，收入分配差距有点大，内需还是有点弱，环境有点恶化，但是瑕不掩瑜，中国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在整体上还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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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把话说得很明白：中国的经济成功确实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中国已经不用去证明自己经济上的成功，全世界都承认。中国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最大命题是：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能不能在未来被复制，能不能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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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30多年了，让问上面问题的人不得不担心，这个问题是不是杞人忧天。但是，这30年来的增长源泉并不总是一样的。开始是来自农村的改革，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价格的放开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最近这些年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的进程，通俗地讲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如果仔细地看，中国前20年的增长和最近10年的增长是有区别的：前20年的主要源泉是来自自身的改革，而最近5~10年则来自一个更大的全球舞台。这不是说最近10年没有改革，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在这10年里做成的，很不容易。但总的来说，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增长是在一个既定模式下的不断做大。很多人的态度也变了：之前是改革才是出路，改革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是，增长才是出路，增长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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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这些微妙的变化，才让前面的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当我们觉得改革才是出路的时候，增长的可持续性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改革就能释放生产力和创造力，就能让增长继续下去。但当增长本身是靠外部需求拉动的时候，靠的是把现有的模式成倍放大的时候，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成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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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外部的需求可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增长，从而支持中国的增长。这是个重要的命题，但不是本文关心的。另一层的含义是中国这种在乎增长的速度而忽略了增长基础的模式，从制度，到环境，到人，是不是可以持续的？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明年或者后年的，而是关于未来10年、20年的。这个问题至为关键的原因是，我们今日用来证明我们成功的理由，也许恰恰显示了我们的远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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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吧。2010年的增长数据漂亮极了，10.4％。但是，这背后5.6%是来自投资。这如果没让你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话，我们可以回到2009年，那年的增长是9.2%，而8.8%是来自投资。知道信贷数据的人大概不会对这些数据感到惊讶，2009年新增贷款是96000亿元人民币，2010年是79000亿元，这还不包括数量难以统计的银行表外业务。换句话说，这两年我们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投资，而且拉动投资的动力是信贷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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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增长也许可以让很多人觉得挺好。可问题是，靠信贷拉动投资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不但不解决经济中的真正矛盾，而且把现有的矛盾在更大的尺度上放大。你不可能通过贷款和浇灌混凝土就把经济里的问题解决，相反，我们通过在现有的模式上走得更远，把问题的解决也推得更远，解决起来也会变得更困难。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人告诉王二，你这样玩命，肯定不行的。王二不服，由过去每晚睡3个小时，变成每晚睡1个小时，然后更加提前完成任务。然后反问道：谁说我不行，我现在比过去更高产了。可是王二完全搞错了。他的问题不是他不够高产，他早就不用证明他的高产了，他的问题是他能坚持多久。他的问题不是当前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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