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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利己行为假设不仅必要，符合基本现实，并且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一自利行为假设有误，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而相反，如果采用利他性假设，一旦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比前者大得多。正如本节开头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并不排除在利他行为假设下讨论制度安排和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事实上，在利己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游戏规则多半同时也适用于利他的人，并且在利他行为假设下，所采用的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以及个人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要简单得多。但是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改革开放前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否认个人利益，在“文革”期间甚至宣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是基于人是利他无私的假设之上。其实，对人的行为作出正确判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伤害你最深的人往往是欺骗性最强的人——你相信他，他却欺骗你；你认为他老实，他其实非常狡猾。只要想一想在现实中将一个行事自私、狡猾的人看做是一个行事简单、一心为公的“老实人”来和他行事处世，将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会明白这种假设错误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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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那些经常唱着高调、宣称一心为公但实质上却是非常自私的人，一旦他们有机可乘，相对于不具有欺骗性的自利人，无论是给国家还是给他人往往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将人基本上都假定为“雷锋式”的一心为公的大好人，来决定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给出经济政策建议或作出经济政策，那么你所给出的制度安排、政策或建议多半不会成功。之所以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搞不好，大多数的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就是因为大多数厂长、经理和他们的上级并不是“雷锋式”的人物，他们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中大多数的行为方式往往与这些制度安排是激励不相容的，即使能做到激励相容，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不能同意郎咸平（2004a）等人认为只要解决公平的竞争环境或让政府监管，国营企业就可搞好的观点。之所以在现实中我们需要“党纪”、“国法”，需要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比如严格的财务制度，实质上是为了预防个人私利膨胀！由于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有私欲，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这些人就会任意拿走公家的财产。总之，尽管现代经济学不排除利他性假设，但利己性假设不仅现实、合理，并且假设有误所造成的风险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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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比利己更强的行为假设是人的理性假设，也就是最优化假设。什么是“理性”?理性意味着：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对于消费者而言，理性行为就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对于企业而言，理性行为就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经济效益。尽管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比如，作为一个竞争性企业，如果总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终究它就会被淘汰。另外，前面谈到的卢卡斯所开创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经济人行为所作出的理性预期假设：经济人会有意识地搜集一切与自己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信息，并对此作出最合理的反应。这一假设意味着大众会有意识地了解经济环境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这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往往会通过这种博弈行为方式，将政策的效应抹除或减轻。理性预期假设看来在当前中国也是比较合乎现实的。博弈论就是一门专门研究在各种不同行为假设（如纳什均衡行为假设、占优均衡假设等）下人们如何互动，并作出最佳决策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由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并不是对理性假设作完全否定，而只是说明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尽管如此，有限理性假设仍然是指人的行为接近理性，是较弱的一种利己性假设，在面对这样的主观局限性约束时，人们仍然是权衡取舍，选择尽可能好的结果。当然，由于有限理性假设与理性假设的差异，经济学家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理论结果。以前看到国内一些学者，如汪丁丁教授（1998），用有限理性这个假设来否定现代经济学，将有限理性假设与理性假设对立起来，认为有限理性假设对现代经济学造成了冲击。其实这是误解，这些人没有弄懂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真正差别。就像前面谈到的宏观经济学派的例子，由于经济环境假设的差异，导致了许多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派，但人们并不认为新的宏观经济学派的产生会对现代经济学造成冲击。科学总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和理性行为假设一样，有限理性假设也是自利行为假设的一种，只是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延拓，后者比前者更一般化，它包括了前者作为一个特殊情况，根本谈不上有限理性否定或者推翻了现代经济学。这就如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牛顿力学的推广和延拓一样，前者比后者更一般化，但不能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或推翻了牛顿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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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假设消费者的行为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最基本的偏好或效用最大化出发。比如，传统的芝加哥学派就假定消费者行为是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表示。这也许是为什么张五常教授不承认存在着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的原因。不过，在理论上至少存在着满足所有基本公理（假设）的偏好关系和效用函数（如单调性、凸性及连续性），使效用最大化所导出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并且这些公理假设也比较合乎现实地描述了经济人的消费行为。Mofatt（2002）在最近就给出这样的效用函数。这样，从理论上来说，偏好关系的基本行为假设并不排除会导出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事实上，只要商品是劣质品（即收入上升，消费量反而下降）并且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在现实中是可能发生的），就会得出需求曲线在某个部分是向上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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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出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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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给出制度安排，也即游戏规则。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因应对策或游戏规则。当情况及环境发生变化时，所采用的对策或游戏规则多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游戏规则的决定对做任何事情都非常重要。不同的游戏规则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对经济学的研究也同样成立，当经济环境确定后，人们需要决定经济上的游戏规则，在经济学中称之为经济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的任何一个理论都要涉及到经济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最近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最优合同理论和拍卖理论等，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和行为假设，研究并给出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二人经济世界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制度安排，也即经济机制。(7)依赖于所讨论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制度安排，也即游戏规则，可以是外生给定，也可以是内生决定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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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整个国家经济制度安排的选择来看，经济制度安排可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混合经济制度、转轨经济制度或任何其他经济制度安排。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制度安排的，研究在市场制度下人们的权衡取舍选择问题（如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研究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下市场均衡存在，并对各种市场结构下的配置结果作出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基于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公平等）。在这些研究中，市场制度安排通常假定是外生给定的。将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的好处是将问题单一化，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人们是如何作出权衡取舍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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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制度安排的外生性假设在许多情况下不尽合理。如前所述，经济制度安排应依赖于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和不同的行为方式应给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例如，市场制度在许多情况下会失灵（即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均衡不存在），这样人们想寻找替代机制，或其他更佳的经济机制，从而我们需要将制度安排看成内生变量，是由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决定的。这样，我们经济学家需要给出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安排。例如，在现阶段转型经济环境下或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安排应不同于转轨完成后标准市场经济制度，即转轨过程中所采用一些制度安排应与转轨完成后所采用的终极经济制度安排不一样。尽管激进式改革理论和渐进式改革理论的最终目标都一样，但渐进式改革理论的好处就在于它考虑到转型期的这种差别，它不仅在意转轨的目的和结果，更在意转轨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即在意达到目的和结果的实施过程，给出转轨过程中的各种临时性经济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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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一个具体经济组织或单位的经济行为和选择问题时，经济制度安排更应是内生决定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转轨经济学、最优合同理论、信息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就是研究经济组织及经济制度的设计问题。将经济制度安排作为未定，研究在给定的经济环境下经济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将经济机制看做内生的好处是，由于经济环境往往在一定时间内是给定的，人们需要给出相应的经济机制，也即制定出相应的游戏规则。那么，在给定经济环境下，人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机制以便达到想要的目标呢？这正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分支——最优合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可研究大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问题，也可研究小到个人和部门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研究个体的经济人（消费者、家庭、企业、经济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如何决定经济激励机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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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均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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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找出尽可能佳的结果。由于做任何一件事往往存在着多种可行方案，这样人们需要作出选择。那么人们是如何作出选择，特别是经济上的选择呢？一旦给定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游戏规则）及其他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激励反应，在众多的可行结果中通过权衡取舍来选定结果，称之为均衡结果。当然也会有例外，那就是无法选定结果，这种情况被称为均衡不存在。这时，需要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修正游戏规则，或作出近似选择。有人认为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不好理解，甚至反对采用均衡的概念。其实均衡概念不难理解，它表示在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的情况下，人们需要选定一个结果，这个最终选定的结果就是均衡结果。对利己的人来说，他将选择一个自认为是最有利的结果；对利他的人来说，比如雷锋，他可能选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均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均衡选择结果依赖于经济环境、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是相对于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还是其他行为假设），以及让他作出激励反应的游戏规则，它是相对这些因素的“最优”选择结果。注意，由于有限理性的原因，它也许不是真正客观上的最优，而是自认为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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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定义的均衡应是经济学中最一般化的均衡定义，它包括了教科书中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以及各种技术或预算约束条件下独立决策所达到的均衡。例如，在市场制度下，作为企业所有者，在生产技术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生产计划称为均衡生产计划，从而可导出商品的供给曲线和要素需求曲线；作为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消费组合称为消费均衡，从而可导出每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从供给和需求曲线又可得出每种商品的市场竞争均衡。它包括了人们在给定的市场机制（如不完全竞争和寡头竞争市场结构）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以上所给出的均衡概念也包括了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所导出的均衡以及任何给定行为（无论自利与否）假设条件下所导致的均衡。这样，根据以上对均衡概念的理解，可知有限理性假设根本没有冲击或推翻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总之，无论人的行为是理性、有限理性、利己、还是利他，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都可能用来研究人们的经济选择问题和决定均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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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评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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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判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某些“最优”结果；还要检验理论结果是否与经验现实一致，能否给出正确预测，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从而判断是否能给出改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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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现代经济学通常所采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志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所谓“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经济学中所用的帕累托最优（有效）或所谓最佳意味着：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而让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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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则存在着改进效益的余地。当然，在现实中，由于经济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科学与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精确的帕累托最优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它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只要想提高经济效率，人们就应不断地追求，尽量地接近这一目标。有了帕累托最优这一理想标准，我们就有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或一个目标。用这个标准，我们去比较、衡量和评价现实世界中各式各样经济制度安排的好坏，看它们离这一理想目标还差多远，从而得知改进经济效益的余地，使资源的配置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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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帕累托最优在现实中不可能精确达到的情况和许多物理学中的现象相似。像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黏性的理想流体等，这些在现实中都不存在，但谁又能否定这些物理概念的有用性呢？许多在理想状态下得到的物理理论和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近似地描述了自然世界，因而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基础。同理，尽管帕累托有效是一种理想境界，不能精确地达到，但可能近似地接近，成为检验社会经济效率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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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帕累托有效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一个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安排，如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各种临时制度安排，帕累托有效也许是一个太高的标准。于是，退而求其次，在讨论制度的演进时，经济学家往往用帕累托改进这一标准来衡量制度转型的好坏。所谓帕累托改进意味着经济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或多或少有所改进。帕累托改进较弱的要求是社会整体福利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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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平等结果注意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不能用来研究如何导致平等资源配置。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平等配置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尽管一个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例如，一人占有社会上所有资源而其他人不占有任何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有效配置），但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却是极端不公平。“结果平等”（及所有人对资源的配置相等）也是一个社会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一般来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平等配置是呈权衡取舍的反向关系。由于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主观努力不同，机遇不同或所面临的风险也可能不同，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从而增进效益，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如果无论干多干少和贡献是大是小，收入都一样多，那么会有多少人去努力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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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平等配置是一种绝对平均的概念。由于各人的爱好不一样，把棉布和大米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虽然看起来公平，但不见得大家都满意。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人们还用到其他意义下的结果平等概念。例如，（1）所有的人在给定的配置下所获得的效用至少与平等配置下获得的效用一样大；（2）在给定的配置下，每个人都满意自己所得的一份，即不认为别人的比自己的好。以上平等配置的概念也许更合理，因为它们考虑到了个人偏好：人们愿意得到他喜爱的商品组合，而不愿意平等地得到他不喜欢的商品组合。并且，现代微观经济理论（Tian，2004: ch9）告诉我们，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在通常市场均衡存在的假设条件下，市场竞争机制将可同时导致帕累托有效和以上所定义的平等配置。这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给每个国民同等的基础教育来达到这种起点平等），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而又公平的社会结果。笔者认为，这个结果对解决当今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也许有一点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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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一个经济制度安排好坏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中都会出现。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那就是激励相容。所谓激励相容就是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由于每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通过对利益和代价的比较，将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这样，检验一个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能否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仍然还有许多经济政策和规则不是激励相容的。激励相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概念，在最近三十多年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任何经济体制都需要具有的性质。能否提供激励相容是检验一个经济机制的基本标准。除激励相容之外，还要看运行经济机制的代价，看是否是信息有效，有较小的制度成本和经济交易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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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讨论的五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是所有规范经济理论一致使用的分析框架，无论其中使用数学的多寡，无论制度安排是外生给定的还是内生决定的。现举五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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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科斯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它几乎没有用到任何数学，完全用文字论述。这篇文章主要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以此论证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所谓外部性指的是一个经济人的消费或生产会直接影响其他经济人的福利或生产。科斯定理其实分为两部分。他的论断是：只要交易费用为零且产权明确界定，则（1）外部效应的水平与产权的划分无关，这个结论称为科斯中性定理（neutrality theorem）；（2）通过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明确界定的产权将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利用市场机制，通过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可找寻到使得所有人利益之和最大的契约安排，这个结论称为科斯有效性定理（efficiency theorem）。科斯更进一步论断，即使市场交易是有费用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合约找寻到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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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论证他的论断，他所界定的经济环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环境：只有两个经济人且具有外部效应。所设定的经济人行为假设为：两个经济人都是自利的，追求个人最大收益。给出的制度安排为：产权明确界定，给任何一方都行，并且双方可以通过自愿谈判来决定合约。于是，科斯通过例子和逻辑分析论证：每个人所选定的结果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选定均衡结果），从而使得外部效应的水平与产权的划分是无关的，并且在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的情况下，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作出评估比较）。这样，尽管科斯的论文没有用到数学模型，他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按照以上五个组成部分进行的。科斯首先讨论了产权制度安排作为外生给定的相对简单情况，然后讨论了产权制度是内生决定的情况。在科斯中性定理中，其结论是外部效应的水平与产权的划分无关，因而制度安排——产权明确界定——在这个命题中是外生给定的。但在科斯有效性定理中，它说的是通过自愿交易与自愿谈判，可找寻到使得所有人利益之和最大的契约（制度）安排，因而制度安排是内生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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