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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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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作者感谢（以姓名拼音为序）白重恩、陈旗、姜纬、茅于轼、王则柯、吴敬琏、肖梦和许成钢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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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中所指的经济学是按照国际惯例定义的经济学学科，即国内所说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两个“一级学科”名下的全部“二级学科”，包括宏观、微观、计量、金融、财政、产业、劳动、环境、国际（世界）、发展、比较、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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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值得指出的是，“自利”动机并不排除经济人（如父母）将他人（如子女）的福利作为本人效用的一部份所表现出的“利他”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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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趣的是，与当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权、税收不断提高的情况相对照，最近俄国的财税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实行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都因政治原因无法实行的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制。中国的财政收权是否加速了它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减缓，俄国的财税改革对个人的激励是否有助于它当前的经济复苏，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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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经济学与世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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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荣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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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艰深的数学背后，它究竟想向人类提供什么？我认为的答案是世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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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智慧有许多形式，宗教、玄学、纯数学、逻辑等，它们在鲁滨逊的世界中照样能够独立存在，许多修行者还特意远离尘嚣去追寻那种智慧。但世俗智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智慧，它是指一种对普通大众的日常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包括对这些世俗的个人互动形成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解。它关注的是一群世俗的人（有七情六欲，也许并不高尚纯洁）在现实环境中如何实现互动达到彼此的和谐。如果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那么世俗智慧主要是针对人兽性那一半的可能性而提出的，它所关注的问题非常务实：一群野兽在一起能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何使野兽也能像天使一样行动？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世俗智慧不仅教导我们如何对待天使（善），更要教导我们如何对付野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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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说，并非在经济学充分发展之后的今天才有世俗智慧，二千多年前人类就已经有非凡的世俗智慧。孔子大约是那个时代人类最有世俗智慧的人之一（在那个被历史学家称为“轴心时代”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后来的许多道德伦理与政治的根基都被奠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在过去不无道理。即使是在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也没有过时。熟悉演化博弈的人都可能知道，人人都奉行这种行为策略的社会是一个实现福利很高的社会。大约在年代相当的西方，撇开宗教精神不论，基督教也蕴涵着极其深邃的世俗智慧，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可能从中领悟智慧。《圣经》里提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这是待人处事的“黄金原则”，与孔子的准则相比，前者在积极，后者在消极。会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人可以仔细体会这两种策略的社会后果。当然，这种差异也许已经不需要强调，因为社会只要提倡其中任何一种，就已经足够好了。并且意味深长的是，《圣经》明确提出：“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这意味着政教分离，世俗社会的治理具有独立于宗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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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当指出，也并非只有经济学才贡献世俗智慧，法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也贡献世俗智慧，尤其是法学家。举一个例子：孟德斯鸠曾经注意到一个故事，为什么在古代俄罗斯比中国的凶杀案发生率更高。他发现，在中国，人们抓住小偷不至于把他打死，而在俄罗斯被当场逮住的小偷却要被打死。在后面这种法律制度下，小偷就有很强的动机杀人灭口。所以所谓的“乱世重典”也是有条件的，并非刑罚越重就越能阻止犯罪，有时候，过重的刑罚反而会使人们有激励进行更严重的犯罪。熟悉激励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很快能明了这其中的道理：不能狠狠惩罚那些我们认为有害的犯罪实在不是因为这种行为应该原谅，而是因为无法给那些比这种行为更严重的犯罪处以重罚。我们最多只能判人死刑，最严重的惩罚只能给最严重的犯罪，这样才是激励相容的。如果所有犯罪都处以同样严厉的处罚，孟德斯鸠的悖论就会出现。而且如果不能把所有犯罪的人都处死，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刑罚的正当性以激励那些刑满释放的人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是“公平”的，从而重新皈依社会规范。实际上，法学的世俗智慧与经济学是如此地相容，以至于法律经济学成为了今天法学理论的主流，不仅仅在合同法、商法领域，在宪法、刑法、诉讼法等方面，经济学也都大行其道。而在有关法律的实施后果的评估方面，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更是显示出优势，行为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将可以实实在在为我们理解人们的守法与违法行为提供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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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济学究竟提供什么独特的世俗智慧呢？这需要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许多人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大加抨击，以为找到了经济学的软肋。主要的误解可以笼统地分成三类：一是道德上的抨击，二是行为学上的批评，三是技术上的批评。先看道德上的抨击是如何荒谬。我们只要问：哪个人能站出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一点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休谟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向你描述了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贪欲、野心或报复心，除了知道友谊、宽容和公共精神之外没有其他快乐的源泉，那么你应该立刻觉察这是彻底的谎言。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绝对的利他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绝对利他主义者如何能活下来，难道这世界上除了他之外没有饥饿的人吗？），而利他如果不是指一种动机，那么在行为上的利他根本就不需要用绝对的利他主义来解释。我并不否认利他主义对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区别利他在社会中存在与在个人身上存在是两回事。利他主义是一种社会存在并不需要每个个体都绝对无私（实际上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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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目前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幻觉了。我们已经老早就看穿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但为什么却看不清自己的本质？英国人就比较有智慧，当“光荣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议会与辉格党人就比皇帝更不会滥用职权？他们难道不是肉长的吗？新的与老的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并不是要新的皇帝代替旧的皇帝，而是要议会与皇帝互相制约打破彼此都有可能的独裁。“光荣革命”并没有革掉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个行为特点，只是改变了一下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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