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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当我们观察到“善行”的时候，不要轻易地为善行按上一个恶的动机。如果一个人不违法，不做坏事，为什么要鄙视他不违法、不做坏事的动机？哪怕那仅仅是出于对法律威慑的恐惧。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富翁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二十年来生活起居都由一个佣人照顾，临终前，他要将所有的遗产都给这个佣人。旁人（也许包括他的子女）都说这个佣人是盯着他的财产才这样照顾他的，不是真心。但是富翁冷静地说：二十年的照顾，假的也是真的。“主人们”应该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孔子老早就说过，“听其言而观其行”，现代人更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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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宽容。宽容作为先动（first moving）策略是应该值得鼓励的，但是作为后动方（second moving），宽容却并非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最有利的策略。当应该惩罚的时候不惩罚就是一种是非不分，等于姑息坏事。但惩罚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人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很多人吃了亏的时候，因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付出的代价比吃亏更大，尤其在吃的亏要不回来的时候，吃亏已经成为一种沉没成本）。做坏事的人预期到了这一点，他就有更大的积极性做坏事。利他主义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不是很计较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行为背离社会规范的成员（已经有许多生物学家研究了动物社会存在的这种行为），所以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报就意味着是后动方）。为什么不是“以德报怨”，孔子反问道：“何以报德？”是啊，如果作为后动方，对先动方的策略没有区别对待，那么“美德”就不能真正成为美德，不能为先动方提供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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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例子是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泛道德主义不仅仅对于建立良好道德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熟悉战略性模糊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明了这种智慧：水至清则无鱼。一方面，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应该对个体的行为作出法律上的界定，有时候能界定却不界定反而对社会有好处；另外一方面，法律要考虑执法者本身违法的可能性。中国似乎有一个悖论，对私人道德的指指点点与对公共决策与公共权力的毫无约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所以只能诉诸道德约束，但是这容易使人注意力转移。总的来说，我们要避免三种幼稚的行为：（1）不知其恶，（2）知其恶而不知制恶之道，（3）向善却不知扬善。的确，如果没有智慧，善花完全有可能结出恶果；善于运用智慧，恶花也会有善果。光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教我们善良，而且也教我们如何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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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国家制度，小到日常生活，经济学的智慧对我们看问题都富有成效。但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尤其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并非只带来好消息（对古典精神的现代诠释） ，同时也带来了坏消息，那就是对于一个包含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内的大博弈，完全存在一种所有人都欲罢不能的困境，所有人会选择或维持一种对所有人都不利的制度、观念、习俗和文化。这大约是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问题。许多人可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困境所在，却无法改变，这也许是“铁屋子”里早醒的人悲哀的缘由。我们不得不承认知道困境与解决困境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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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个人对于社会非常渺小，要想整个社会变得更美好，个人的贡献相当有限，即使是不可一世的政治领袖与枭雄。“善”往往是千千万万人合作的结果，但是使社会变差，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能力，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也做到，例如往水源投剧毒，将传染病传给别人，生产假药，如此等等。社会因此遭受的损害要比个人从中得到的好处大得多。对于政治领袖而言，要使一个社会稳定进步十年非常不容易，但是要使社会倒退五十年，却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积于蛛丝，毁于泥沙”，这种成就与破坏之间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物理规律的作用使然，极端的例子是杀死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要死而复生很难，而且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从有序到无序很容易，但从无序到某种特定的秩序却很难，而且其中的变化不可逆。社会进步和财富创造需要众多个体有序的合作，但是破坏却很简单），使得政治家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能避免败事的政治家就已经算不错了）。所以如果不是靠整个社会机制的力量，政治家个人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艰难的原因。从博弈的角度看，在这个大博弈均衡的形成与变动中，个体的作用非常有限，有时候甚至希望渺茫。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往往忍受不了这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喜欢“浪漫的革命”，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从陈胜吴广发出第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农民革命了两千多年，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反对的不是某种制度，而是反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朝代；如果我们改变的不是社会机制（权力结构与信息结构），而是改变掌权的人或集团，那么再革命两千年，中国的农民的政治地位还是如此！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之”，不改变制度只改变身份，这可能可以使某个弱势集团不再受压迫，而有另外一拨人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另外一种是通过改变制度，但是却不一定能迅速改变自己的现状。前者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行动，可以内部化个人收益，历代的农民革命多半如此；后者多半属于吃力不讨好、短期内收效甚微的行动，而且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很多人遇到路障的时候是绕行而不是选择去推开一点点）。真正对社会进步有建设性意义的是后者，前者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所以我喜欢朋友的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一军，也不可一日不拱卒。”中国人正需要这种耐性与坚持。是的，两千多年来，大的革命百年一次，小的革命不计其数，我们将军将了两千多年，但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将死专制和集权的社会机制。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许多热血青年总想做一番“大事业”，崇拜“引无数人竞折腰”的英雄，个人事功异化成了目的，“以百姓为刍狗”；却不知道推动社会进步实在是比破坏困难得多，不知道改变某个集团的命运不等于改变社会结构。我们要打破的是一个格局，而不是要更换局中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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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渺小不等于虚无。没有千千万万这样个体的作用，均衡从哪里来？对于不幸的个体，有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例如阿Q；但对于不幸的社会，谁可怜？谁可恨？如果我们还处在一个“坏”的均衡里，这说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均衡的支撑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可悲的正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如果你想对社会有贡献，不需要权力、金钱、地位等，只需要不沦为“在均衡里的大多数”，甚至只要意识到这点就是一种贡献，因为这至少使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心智自由。哪怕这么做的影响很小很小，却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任何人不需要为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忧虑，应该羞愧的是没有做好自己能做并且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首先要帮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自己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却要解放“世界上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这是荒谬的。其实，不要低估任何边际上变化的意义。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特别提及“乡镇精神”的重要性。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一个普通民众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国内的专家要有见地得多，这就是世俗智慧的差距。只有当智慧成为普通民众的常识的时候，才可能支撑得起现代法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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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古老犹太法典里的一句话：容忍不能改变的（仁），改变能改变的（勇），知道二者的区别（智）。仁与勇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法干涉。如果经济学对于改变中国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教我们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短期能改变的，什么是长期才能改变的。让公众知道这一点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有的话）的责任，而那些自诩“忧国忧民”却毫无智慧、开出的药方的毒害比疾病本身还厉害的所谓“学者”，实在是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出于沽名钓誉，就是脑筋没转过弯，或者兼而有之。不要轻易相信“愿望是美好的，只是过程出了问题”的借口（这种说法只在你好朋友圈子里适用，但对于官员、公共知识分子不适用），也不要轻易跟从他们的指责：某某人提供一个好主意背后是有其利益驱使。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意只要是好的，哪怕他受利益集团的驱使也可以接受；主意如果是坏的，哪怕目的再纯洁也枉然。政策建议要重效果，学术研究要重论证，而且一旦两种智慧之间出现冲突，则肯定需要另外一种更高的智慧去解决（两种智慧之间不应该有冲突）。即使对于拥有世俗智慧的人，他也需要谦逊，任何世俗智慧都是有局限的（因时因地因人），过分夸大人类智慧，就像过分将道德律令绝对化一样危险，所以深刻认同智慧的有限性也是一种世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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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有眼光的人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长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不得不容忍社会格局改变的艰难性和对建立良好社会制度的无能为力，但又不能无所作为。每个现代的人要认识到个体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却又不至于虚无。我们不得不在失望甚至绝望中坚持，这大约可以叫悲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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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我十分喜欢邹恒甫教授反唱歌德的诗，这对我们特别贴切。的确，面对灰色的生活与社会，我们能做什么呢？呼唤更多的人懂经济学，呼唤更多的人有世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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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柯荣住，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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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ushik Basu，“The role of norms and law in economics：an essay on political economy，”2000，http://time.dufe.edu.cn/wencong/xzjjx/trn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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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第二篇 经济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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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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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胡书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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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100年。(2)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其中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100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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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的传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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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例是洋务运动，它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3)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十分有助于克服发展工商业所面对的强大思想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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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人积极地探求变革之路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地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早在1867年（同治六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H. Fawcett）所著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作者为英国人W. S. Jevons），以及1889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布莱特著《货币银行学》）（胡寄窗，198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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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他“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1905年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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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原富》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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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大约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陶保霖著《调查户口章程释义》，1911年出版的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1911年出版的吴琼编著《比较预算制度论》（胡寄窗，1984：383）。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的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以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自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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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 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张洪武，1990：76）。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比如蒋介石政府整顿财政体制，改革税制，基本上实现关税自主，并多次提高了关税税率；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近代银行和金融体系，于1933年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并于1935年废止银本位制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度，推行法币改革；货币发行也由原来的30多家银行集中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4家；对重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实行国家控制。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于1927—1937年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化工业发展计划。(5)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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