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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方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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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170454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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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发展与20世纪30、40年代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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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上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1）1919—1927年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2）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3）在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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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传播，继承了五四运动之前的已有之势，国人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关于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马寅初，1943）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在农业经济学方面，如董时进(6)（1933）的《农业经济学》、许璇(7)（1943）的《农业经济学》；在财政金融方面，如何廉、李锐(8)（1935）的《财政学》、尹文敬(9)（1935）的《财政学》、马寅初（1944）的《通货新论》、赵兰坪(10)（1936）的《货币学》；在会计统计方面，如潘序伦(11)（1935）的《会计学》、金国宝(12)（1935）的《统计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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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我们将其统计分析结果刊列在表1和表2中。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化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在20世纪头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而由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经由日文贩运来的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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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经济学书籍出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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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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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藏书计算而得。转引自胡寄窗（198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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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五四运动到1949年分国别和制度形态的中文经济学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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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上海徐家汇报刊图书馆、南开大学《解放前中文期刊目录》和广州中山图书馆资料计算而成。其他国家主要指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原著译本已经不很多，其他文字的中译本更少见。社会主义部分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论述。转引自胡寄窗（198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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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胡寄窗，1984：392）。不过，这些刊物在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占半数以上，若能维持一二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在上海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它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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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年代的经济学界除了进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外，还热切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针对中国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经济问题，一大批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上述列举的各种著作中，几乎都对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专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作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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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6）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4)（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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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15)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Chang，1949）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1935）的《中国经济改造》、何廉和方显廷（1938）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方显廷（1938）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吴景超(16)（1943）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刘大钧(17)（1944）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谷春帆(18)（1945）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等著作，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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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的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9)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五百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与二十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学术机构保持随时通讯，基于其掌握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围绕“土地分配、土地经营、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农村的救济”等问题，与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为代表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Ho，1936）。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校联合组成华北农村协进会，何廉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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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20)（1947）的《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GNP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书中详细估计了1933年的国民所得，并以其他资料为佐证，初步估计出1931—1936年的国民所得；武堉干(21)（1930）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国际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变化趋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贸易差额的抵偿以及中国国际贸易的振兴问题；陈达(22)（1934）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和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除此之外，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也可谓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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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30、40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马寅初，1945：22）马寅初、刘大钧对中国30年代的币制改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杨荫溥一起主导了当时的学术讨论，马寅初还是当时著名的财政学家。刘大钧则对货币、财政和中国工业化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发起成立工业研究委员会，与方显廷、吴景超、谷春帆等人一起在经济学界掀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风气，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成果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何廉和方显廷则致力于中国物价问题的研究，编辑出版了著名的南开物价和生活指数系列，这在中国尚属首创，为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民国时期的物价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至今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民国经济问题的重要依据。马寅初、刘大钧、何廉还直接参与、赞襄了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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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这一时期，除了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著作外，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95%以上均出自南方经济学家（包括在南方工作的北方籍经济学家）之手，北方（实际指京、津地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屈指可数。北京一向是我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更是执全国学术之牛耳，其他京、津各校近水楼台，也得风气之先。但是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而言，却出奇地少。马寅初教授留美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3年，愣是没有出版过一本经济学著作，1927年辞职南下以后，终于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经济学家，并跻身于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列。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当时内忧外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经世济民为职志的经济学家，身陷政治运动的核心，无暇静下心来写书；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方沿海地区则为中国经济重心有关。经济学家只有置身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的经济重心地区才能切身感受到现实经济的推动力，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而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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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1930年由陈启修（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即原文第一篇）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1933年由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在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侯外庐自1927年在法国留学时即开始翻译《资本论》，前后花了十年时间译完第一卷和第二、三卷的绝大部分，可惜只在1932年出版了与王思华合作的第一卷第一分册，在1936年出版第一卷全译本，其余稿件大部散失（侯外庐，1981）。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23)翻译的《资本论》一至三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长春新中国书局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至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另外，还有一些苏联、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来。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一方面，创作“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著述颇丰。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24)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发行了11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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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紧密结合国情，尽心竭力探索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如郭大力（1947）在其著作《生产建设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1946）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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