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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藏书计算而得。转引自胡寄窗（198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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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五四运动到1949年分国别和制度形态的中文经济学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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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上海徐家汇报刊图书馆、南开大学《解放前中文期刊目录》和广州中山图书馆资料计算而成。其他国家主要指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原著译本已经不很多，其他文字的中译本更少见。社会主义部分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论述。转引自胡寄窗（198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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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胡寄窗，1984：392）。不过，这些刊物在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占半数以上，若能维持一二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在上海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它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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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年代的经济学界除了进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外，还热切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针对中国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经济问题，一大批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上述列举的各种著作中，几乎都对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专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著作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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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6）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4)（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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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15)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Chang，1949）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1935）的《中国经济改造》、何廉和方显廷（1938）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方显廷（1938）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吴景超(16)（1943）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刘大钧(17)（1944）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谷春帆(18)（1945）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等著作，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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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的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9)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五百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与二十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学术机构保持随时通讯，基于其掌握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围绕“土地分配、土地经营、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农村的救济”等问题，与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为代表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Ho，1936）。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校联合组成华北农村协进会，何廉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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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20)（1947）的《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GNP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书中详细估计了1933年的国民所得，并以其他资料为佐证，初步估计出1931—1936年的国民所得；武堉干(21)（1930）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国际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变化趋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贸易差额的抵偿以及中国国际贸易的振兴问题；陈达(22)（1934）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和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除此之外，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也可谓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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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30、40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马寅初，1945：22）马寅初、刘大钧对中国30年代的币制改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杨荫溥一起主导了当时的学术讨论，马寅初还是当时著名的财政学家。刘大钧则对货币、财政和中国工业化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发起成立工业研究委员会，与方显廷、吴景超、谷春帆等人一起在经济学界掀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风气，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成果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何廉和方显廷则致力于中国物价问题的研究，编辑出版了著名的南开物价和生活指数系列，这在中国尚属首创，为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民国时期的物价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至今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民国经济问题的重要依据。马寅初、刘大钧、何廉还直接参与、赞襄了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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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这一时期，除了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著作外，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95%以上均出自南方经济学家（包括在南方工作的北方籍经济学家）之手，北方（实际指京、津地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屈指可数。北京一向是我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更是执全国学术之牛耳，其他京、津各校近水楼台，也得风气之先。但是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而言，却出奇地少。马寅初教授留美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3年，愣是没有出版过一本经济学著作，1927年辞职南下以后，终于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经济学家，并跻身于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列。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当时内忧外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经世济民为职志的经济学家，身陷政治运动的核心，无暇静下心来写书；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方沿海地区则为中国经济重心有关。经济学家只有置身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的经济重心地区才能切身感受到现实经济的推动力，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而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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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1930年由陈启修（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即原文第一篇）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1933年由潘冬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在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侯外庐自1927年在法国留学时即开始翻译《资本论》，前后花了十年时间译完第一卷和第二、三卷的绝大部分，可惜只在1932年出版了与王思华合作的第一卷第一分册，在1936年出版第一卷全译本，其余稿件大部散失（侯外庐，1981）。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23)翻译的《资本论》一至三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长春新中国书局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至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另外，还有一些苏联、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来。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一方面，创作“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著述颇丰。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24)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发行了11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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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紧密结合国情，尽心竭力探索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如郭大力（1947）在其著作《生产建设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1946）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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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经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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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并开始系统搜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Samuelson，1947）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学自1949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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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至于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则是由政治领袖人物一手决定，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提出与经典作家不同的理论创新，这一点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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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包括50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刘毅，1957）。实际上，这种纯粹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的批判并没有多少道理，中央决策者从60年代起又开始进行控制人口的尝试了。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应。对孙冶方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今天的标准看，50、60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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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以前尊奉、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存的若干研究也都是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辅助手段，研究对象上以马歇尔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为主，研究态度上以批判为主。按照现代经济学规范进行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少数学成归国，本来以数理和实证研究见长的学者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经济学专业，转而以数学为业，如华中理工大学的林少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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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容易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所接受，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圭臬的年轻学者基本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90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同时，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的已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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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一曾撰文提出，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成就。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林毅夫，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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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20年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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