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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际学术杂志中国问题文章数：EconLit（196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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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里的国际学术杂志包括EconLit（1969—1999）中除了专门研究中国的几个杂志（如Chinese Economy等，但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之外的全部杂志，收录的文章（articles）主题均为中国经济问题。EconLit（1969—1999）收录了四百多种杂志，涵盖了经济学各领域，包括了国际经济学界所有重要的杂志。因此，这里所反映的趋势基本上可以代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状况。因为2000年数据不完整，所以只取到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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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是比较少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取向已经稳定下来，当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持续、快速发展趋势的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开始呈现出增长趋势。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在1992—1994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或研究者甚至估计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排名世界前三名。与此相对应，中国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兴趣，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是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s）为例，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78篇，80年代为82篇，而90年代就增长到134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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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总量上在快速增加，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扩大，深度也在增加。改革开放以前，直至80年代，这些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文章要么属于对中国数据资料估计整理的性质，要么就是根据国外现有经济理论，对比较重要的中国问题进行笼统研究的文章，比如对中国1937—1949年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等，对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产出指数、消费指数、资本积累指数的估计，对中国经济发展一般问题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的主题一般比较宏大，分析较为粗犷，基本没有理论模型和计量检验，反映了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中国观察（China Watcher）型”的较为低级的阶段。进入8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对中国经济问题产生兴趣，相当一部分研究针对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问题，以及过去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带有利用现存研究框架弥补过去由于中国没有开放造成的研究空白的性质，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不多见，并没有提到要将中国问题研究纳入国际主流经济学范围的高度，多少包含猎奇的成分，并且囿于数据资料的贫乏，实证研究方面欠缺很大。而到了90年代就不同了，国际学术界研究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中国经济问题，除积极对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建言献策外，还从中国的改革、发展现象中总结经验，印证现有理论或是提出新的理论。从研究方法上看，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一般也都包含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纳入了国际经济研究的主流。有些经济学家还专门运用中国的经验资料来检验经济学上的一些有争议的理论假说，比如Kachelmeier和Shehata（1992）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即使是研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一般也都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规范，有理论有实证，并且力图从中总结和发展新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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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华人在前七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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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反映的是华人在前七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的变化趋势。在60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26)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相比，国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政策问题的应对研究。这符合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职责和机遇。实际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与中国的实际越来越契合。但从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格局看，国内经济学界欠缺的是规范化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因而难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不易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也难于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提出一套可以证伪的逻辑体系，从而对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可以添砖加瓦的贡献（林毅夫，1995，2001）。国际学术界非华人经济学家的研究在理论逻辑和实证方法上较为先进，但是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则又多有欠缺。国际学术界华人经济学家虽然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较为单纯的数理或计量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至于他们虽然比较好地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但是很少就中国问题研究做出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固然与种种现实问题有关，如中国经济还不是最强大，中国经济问题还未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中国的统计资料又不易获得；在一流的国际期刊以跟随国外主流问题的文章较易发表，以中国问题为讨论主题的论文不易被权威杂志接受，而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经济学家需要靠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以立足，等等。然而，将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问题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越大，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华人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水平成果也就会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水平也在迅速提高，统计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容易。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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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170454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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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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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回眸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令人感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运动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也使现代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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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经验实证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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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国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国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属于“述而不作”的性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少，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现成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大多数。按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见，但这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并同时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必由之径。相信只要在研究规范上自觉改进，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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