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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170454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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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经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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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并开始系统搜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Samuelson，1947）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学自1949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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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至于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则是由政治领袖人物一手决定，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提出与经典作家不同的理论创新，这一点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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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包括50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刘毅，1957）。实际上，这种纯粹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的批判并没有多少道理，中央决策者从60年代起又开始进行控制人口的尝试了。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应。对孙冶方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今天的标准看，50、60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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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以前尊奉、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存的若干研究也都是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辅助手段，研究对象上以马歇尔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为主，研究态度上以批判为主。按照现代经济学规范进行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少数学成归国，本来以数理和实证研究见长的学者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经济学专业，转而以数学为业，如华中理工大学的林少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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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容易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所接受，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圭臬的年轻学者基本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90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同时，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的已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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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一曾撰文提出，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成就。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林毅夫，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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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世纪最后20年GDP年均增长率居于世界首位。现在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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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际学术杂志中国问题文章数：EconLit（196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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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里的国际学术杂志包括EconLit（1969—1999）中除了专门研究中国的几个杂志（如Chinese Economy等，但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之外的全部杂志，收录的文章（articles）主题均为中国经济问题。EconLit（1969—1999）收录了四百多种杂志，涵盖了经济学各领域，包括了国际经济学界所有重要的杂志。因此，这里所反映的趋势基本上可以代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状况。因为2000年数据不完整，所以只取到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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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是比较少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取向已经稳定下来，当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持续、快速发展趋势的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开始呈现出增长趋势。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在1992—1994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或研究者甚至估计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排名世界前三名。与此相对应，中国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兴趣，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是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Statistics）为例，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78篇，80年代为82篇，而90年代就增长到134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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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总量上在快速增加，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扩大，深度也在增加。改革开放以前，直至80年代，这些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文章要么属于对中国数据资料估计整理的性质，要么就是根据国外现有经济理论，对比较重要的中国问题进行笼统研究的文章，比如对中国1937—1949年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等，对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产出指数、消费指数、资本积累指数的估计，对中国经济发展一般问题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的主题一般比较宏大，分析较为粗犷，基本没有理论模型和计量检验，反映了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中国观察（China Watcher）型”的较为低级的阶段。进入8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对中国经济问题产生兴趣，相当一部分研究针对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问题，以及过去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带有利用现存研究框架弥补过去由于中国没有开放造成的研究空白的性质，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不多见，并没有提到要将中国问题研究纳入国际主流经济学范围的高度，多少包含猎奇的成分，并且囿于数据资料的贫乏，实证研究方面欠缺很大。而到了90年代就不同了，国际学术界研究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中国经济问题，除积极对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建言献策外，还从中国的改革、发展现象中总结经验，印证现有理论或是提出新的理论。从研究方法上看，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一般也都包含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纳入了国际经济研究的主流。有些经济学家还专门运用中国的经验资料来检验经济学上的一些有争议的理论假说，比如Kachelmeier和Shehata（1992）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即使是研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一般也都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规范，有理论有实证，并且力图从中总结和发展新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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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华人在前七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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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反映的是华人在前七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的变化趋势。在60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26)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相比，国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政策问题的应对研究。这符合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职责和机遇。实际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与中国的实际越来越契合。但从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格局看，国内经济学界欠缺的是规范化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因而难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不易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也难于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提出一套可以证伪的逻辑体系，从而对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可以添砖加瓦的贡献（林毅夫，1995，2001）。国际学术界非华人经济学家的研究在理论逻辑和实证方法上较为先进，但是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则又多有欠缺。国际学术界华人经济学家虽然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较为单纯的数理或计量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至于他们虽然比较好地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但是很少就中国问题研究做出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固然与种种现实问题有关，如中国经济还不是最强大，中国经济问题还未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中国的统计资料又不易获得；在一流的国际期刊以跟随国外主流问题的文章较易发表，以中国问题为讨论主题的论文不易被权威杂志接受，而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经济学家需要靠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以立足，等等。然而，将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问题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越大，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华人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水平成果也就会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水平也在迅速提高，统计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容易。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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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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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回眸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令人感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运动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也使现代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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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经验实证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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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我国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国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属于“述而不作”的性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少，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现成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大多数。按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见，但这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并同时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必由之径。相信只要在研究规范上自觉改进，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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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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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1934，《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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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1933，《农业经济学》，北京：北平文化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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