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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顾应昌先生1918年出生，194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随后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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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邹至庄先生1930年出生，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随后任教麻省理工学院及康奈尔大学经济系，1962—1970年任职IBM公司，1970年起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参见刘素芬、樊沁萍（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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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费景汉先生（1923—1996）于1952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随后担任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自1993年起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至1996年逝世。参见刘翠溶（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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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遵义先生1944年出生，1969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随后担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于1980年当选“中研院”院士，并兼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顾问及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董事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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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于宗先先生1930年出生，1966年获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台湾后任“中研院”经研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73—1976年任“中研院”经研所副所长并兼代理所长职，1976—1980任经研所所长，1981—1990年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1990—1996年担任院长，现任中国经济企业研究所所长暨中华经济研究院顾问，于1984年当选“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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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经济学会”于1997年起停止召开年会，同时另行成立“台湾经济学会”，延续召开年度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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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麦朝成、吴惠林（2000）中施敏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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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昭南先生1937年出生，197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指导教授为Robert Mundell，随后担任“中研院”经研所研究员、台大经济系教授与“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81—1986年担任“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及首任所长，1990年当选“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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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梁国树先生（1930—1995），自1959年起任教台大经济系，1969年获范德堡大学博士，1973年起任台大兼任教授及研考会副主任委员、“央行”副总裁、一银董事长、彰银董事长、交银董事长及“央行”总裁，于1995年逝世。参见台湾大学经济系（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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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此段期间内当选为“中研院”院士的有麦朝成（1994）、萧政（1996）、朱敬一（1998）、胡胜正（2000）和李龙飞（2000），其中麦朝成、朱敬一与胡胜正当选时均在岛内任职（“中研院”或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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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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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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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走过的历程，我深深地为中国这30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与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程以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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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参加经济学界同人们自由交流、砥砺学术的盛会，我常常会不禁回想起1977年，为了拨乱反正，我的两位老师于光远教授和苏绍智教授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那时，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禁锢，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正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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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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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理论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是顾准（1915—1974）。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万马齐喑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2)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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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指导的。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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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1908—1983）。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3)。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4)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评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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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理论的影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1920—2007）、蒋一苇（1920—1993）。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的主张，(5)就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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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作了较之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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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80年代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际措施的水平，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学”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1904—2005）、杜润生（1913—）、廖季立（1915—1993）、刘明夫（1915—1996）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他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7)所谓“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当时被婉转地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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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是最先提出并积极主张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1979—1980年间，他多次写文章反复强调两个基本观点：（1）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局部地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且从总体来看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2）要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还在1980年初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就这个《初步意见》作说明时说：“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8)虽然这个《初步意见》最终没有能够形成为政府的决议，但它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得到了包括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内的许多高级官员的赞同，成为多年以后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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