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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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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某种理论设计进行，而是由千百万农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力，从而迈出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为农民私有农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作的理论论证和消除政治障碍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润生和一大批集结在他周围的年轻经济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一贯制”的“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1896—1972）(9)。杜润生早在80年代初期从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重新发挥他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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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政治智慧，为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突破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林子力（1925—）的《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就为承包制作了系统论证。他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时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定的一个算例，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雇工8人以下仍旧不是以占有他人劳动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保持着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这种说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雇工在8人以下（含8人）或以上，成为划分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界线，使私有企业的合法化取得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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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场已经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得到恢复，城镇非国有工商业也开始成长，如何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便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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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很值得怀疑。如果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从千百年耕作经验中获得的直接感受和掌握权力的政治家的睿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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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在“左”的路线下经济学备受摧残，使其完全不具备为经济制度的这一革命性演进提供理论支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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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英语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采用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风气，主张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10)但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责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完结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也常常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分析工具来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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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当时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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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19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1921—）和O.锡克（1919—）的讲学。(11)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愿望，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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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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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在中国现代市场制度建立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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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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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事态发展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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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想例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关头，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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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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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就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利用地区之间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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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13)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三分之一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这样的任务不但不可能完成，而且根本不可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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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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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14)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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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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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实例是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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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辩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15)（又称“巴山轮会议”）则对这场大辩论作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规定中国在改革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理论指导。(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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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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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被人们公认为我国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17)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 T. Li）、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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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实例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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