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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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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欧管理学院（CEMI）的同事波以索（Max Boisot）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印象。他说，有些经济学教授对经济学教科书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的具体问题统统都知道，但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却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够把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现在的情况虽然由于有大量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深深感到，为人师表，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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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4年）11月我参加了《比较》杂志主办的“中俄转轨经验比较讨论会”，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包括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A. Illarionov）在内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写出来的论文中规中矩，严谨规范；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兼职，能够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发表中肯的见解。这个情形给那天到会的中国学者很大的震动。中国在海外也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如何能创造一种机制，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是在座诸位大学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为经济学事业的发展而引进和使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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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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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0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典论·论文》）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由来已久的痼疾，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之间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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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容或有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深透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无疑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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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家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政治条件钻研学术，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经济学家的历史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样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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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文革”手法制造事端，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随意贴上“代表邪恶力量”、“为外国势力服务”之类的政治标签，更是不能容许的。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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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经济科学，为中国的改革和中华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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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作者在2004年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后刊于《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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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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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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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全集》（第2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第229—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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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别尔曼是苏联经济学家，他在1961年提出的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建议，被认为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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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马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28—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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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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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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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薛暮桥，“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同上书，第219—255页；也可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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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子恢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担任负责农村工作的主要官员。他曾经因为主张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实行货易、雇工、借贷和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在50年代中期反对合作问题上的冒进和在“大跃进”失败后主张包产到户，一再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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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陈振汉、徐毓旃、罗志如等，“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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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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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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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尔奈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是有机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自由准入、保护私有产权等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bottom-up development）。战略B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参见科尔奈，“《通向自由之路》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评价”，《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21页）。我认为，这种分析不仅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也同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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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经济研究》，1984年第12期。关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经过，可以参见：《百年潮》，“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收入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1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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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次讨论会于1985年9月2—7日在长江旅游客轮“巴山”号上召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中方参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会议开始以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见了与会外方专家。会议的主要文献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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