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44921
二、经济学在中国现代市场制度建立中起了重要作用
1704544922
1704544923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的。
1704544924
1704544925
贬低现代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事态发展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12)
1704544926
1704544927
在此，我想例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关头，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1704544928
1704544929
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1704544930
1704544931
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就能提高经济活动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利用地区之间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
1704544932
17045449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13)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三分之一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这样的任务不但不可能完成，而且根本不可能提出。
1704544934
1704544935
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704544936
1704544937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14)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1704544938
1704544939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1704544940
1704544941
第二个实例是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定。
1704544942
1704544943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辩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15)（又称“巴山轮会议”）则对这场大辩论作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规定中国在改革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理论指导。(16)
1704544944
1704544945
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1704544946
1704544947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被人们公认为我国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17)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 T. Li）、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作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1704544948
1704544949
第四个实例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1704544950
1704544951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着“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线进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两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家吴稼祥、金立佐首先提出了现代公司制度的观点。(18)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许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但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上，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新观念，并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 Hart）、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刘遵义、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20)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并付诸实践，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框架和基本方向。
1704544952
1704544954
三、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1704544955
1704544956
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来得到了本国培养和海外学成归来的大批新锐的补充，然而也应当看到，经济学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方面看，还是从素质方面看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而且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对加快我国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704544957
1704544959
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704544960
1704544961
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问题的深刻透彻的理解。纠正这种偏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掌握基本理论和进行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1704544962
1704544963
我想特别强调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现代微观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学问。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其思想免不了混乱。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定要学好微观经济学。我与同学们讨论问题时，也特别注意不时地把他们拉回到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来。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方式，而学好微观经济学正是把握这种有用的认识工具的起点。
1704544964
1704544965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有失偏颇的认识：一种是认为21世纪新古典经济学穷尽了微观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直接套用在中国实际上面，通过简单的推导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像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更逼近于现实，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旧原理变得完全过时。后者往往不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对现实作出的抽象；在放松某些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情况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原理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意义。(21)上述这种认识偏差妨碍了我们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比如对于资本市场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开股票市场，资本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有的人说，股票价格的高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全在于市场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没有规律可循；还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这两种理论，造成了不少混乱。
1704544966
1704544968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
1704544969
[
上一页 ]
[ :1.7045449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