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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995年中心成立之初，我应《经济研究》庆祝创刊40周年之约，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说明了我个人对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看法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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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济学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般的。我同意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观点，经济学之所以异于其他社会学科，在于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总是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所谓理性我个人的理解指的是“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在他所可选择的范围内，作出他认为的最好的选择”。每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可选范围会因所处地位、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异，因而最佳的选择也可能不同。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前沿的理论，其实只是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的重要约束和最佳选择的一种逻辑表述，是理性原则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只要经济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用严谨的、规范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研究的即使是本土问题，其成果和按照同样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成果应该是等价的，都是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建设添砖加瓦的努力，都是帮助人们理解未知的经济现象、增加人们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知识，都是国际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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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年来，中心汇聚了一批了解中国实际又受过当代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正沿着上述方向努力，以严谨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教育、鼓励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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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具体说来，中心取得了哪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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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我和蔡昉、李周等合作者以及几位学生根据中国转型和发展提出的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建立在发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转型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解释出现在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外贸、金融、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扭曲背后的原因，也可以解释许多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为何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效的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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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周其仁教授从产权的角度也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系统的阐述；卢锋教授从技术进步、交易费用降低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形式从原来的以产品单位为主，变化为产品内部的更细微的部件的贸易，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陈平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结合现在的混沌理论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我们的学生写的毕业论文，大多试图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凸显的现实问题，比如预算软约束、收入差价、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等，既有理论模型，也有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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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心成立才11年，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来说，中心的老师和学生的努力只是往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要完全克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瓶颈，需要全国各个经济学教育科研单位和几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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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数学工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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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有经济学家曾断言经济学正在走向数学的不归路。您如何看待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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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先厘清经济学研究的本末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是先有看法，然后才有逻辑体系。事实上，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学者都会知道，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问题表现背后原因的直觉（intuition），直觉按照《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是“未经过理性的论证过程便能知道或感觉的行为或能力”。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是先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了直觉的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再用比较严谨的逻辑来表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数学模型是逻辑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说只有懂得用数学构建模型才能成为经济学家，那么，远的像斯密、李嘉图，近的像哈耶克、科斯、诺斯等都称不上是经济学家？而且，靠数学模型是难以提出有用的理论的，因为只要约束条件不同，数学模型是可以推论出任何不同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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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直觉是本，数学工具是末。在经济学的教育上，不能舍本逐末，在强调数学工具的重要性时，更要强调经济直觉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经济直觉是对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学方法的总体把握和体悟而来的，文科的学生在直觉的培养上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数学底子不厚的文科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不见得就吃亏，更何况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并非得用数学模型才能阐述清楚。因此，即使数学不强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很好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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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数学为什么在现在的经济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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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当然数学是最严谨的逻辑，除非是大师，一般人用语言逻辑不容易严谨，但是用数学模型一步一步去推，就比较不会出现逻辑的失误，并且即使有错误也比较容易被发现。例如我们中心新来的霍德明教授就曾证明卢卡斯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奠基性文章在数学逻辑上有一个错误。因此，数学的应用是经济学体系严谨化的一种努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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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现在数学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势？这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18、19世纪时在英国，到了1930年以后转移到美国，都是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和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可以有9%、10%的增长速度相比，是一个相对稳态的社会，没有多少新的、大的经济社会现象。所以在亚当·斯密等早期的大师对主要的经济现象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以后，就很少有大的经济社会现象可以研究，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只能是研究一些小现象，提出小理论；或是在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在主要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作些注释性的、补充性的、小修小补的研究。这些研究如何来评价贡献呢？只好比技巧，而不是比对经济现象解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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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大问题去研究，所以只好在技术细节上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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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对，这也跟当代经济学科在西方高度发展有关系。现在，单单在美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就有5万多人，当中在大学教书的有1万多人，这1万多位经济学家每年都要发表论文，才能生存，才能晋级。可是哪有那么多现象可以研究？没那么多现象研究，就只好在技巧上下功夫。同时也因为有太多经济学家，比较好的大学要雇佣教授，根据什么做标准呢？数学就变成了一个门槛，不能用数学工具的人就进入不了这个门槛。这有点像俱乐部，要进入这个俱乐部需要跨过一个门槛，取得身份才能成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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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中心在教学中对数学的侧重程度是怎样的？是怎么样处理数学的定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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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当然，作为学生最好是本末兼顾，数学是学得越多、掌握得越扎实越好，这样才容易跨过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不容易发表文章，被其他经济学家接受为同行。特别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问题，而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又不甚了解，不用数学模型就得不到人家的关注、承认。但我们也强调数学只是工具，要会用工具而不要被工具所限制，强调对问题的观察分析能力，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特别强调方法论，并将和学生有关方法论的对话编辑成册出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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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就是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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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什么才是经济学中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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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经济学科的前沿问题和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前沿是不同的。物理学、化学的理论发展通常是直线式前进的，新的研究成果通常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以其为出发点，再往前走出一步。但是经济学不是这样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在不断否定前人提出的理论，而不是以前人提出的理论做基础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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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应该会收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最后都等同于人口增长率。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来自于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外生给定的而且是相同的假定，按照这个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来自于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差异。新增长理论保留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相同的假定，但是放弃了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假定，认为技术是内生的，是投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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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古典增长理论会被舍弃？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其人口增长率。新增长理论并不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改变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按新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因为发达国家对技术创新不断进行投资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的投入上低于发达国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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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曾盛行一时，但是它不能解释东亚经济在技术创新的投资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形下，经济增长速度却远高于发达国家，取得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事实。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像哈佛、MIT的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转而研究那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外生的变量，例如，三四百年前，美洲开始殖民时，中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气候和死亡率的差异等如何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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