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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宏观经济理论。我在2005年5月份到韩国参加了一个庆祝韩国银行成立55周年的国际会议，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的最近进展。我主要研究的是发展、转型和农业问题，对宏观理论并不熟悉。在会上我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最前沿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许多结论不是被放弃，就是被修正了，现在盛行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政府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以及菲利浦曲线所认为的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替代关系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浦曲线理论被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是因为无法解释在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而理性预期理论之所以被修正则是因为无法解释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反经济周期有明显影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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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建立在否定前人的理论，而不是建立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旧的理论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解释不了新出现的现象。新的现象的出现就呼唤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大多数是以推倒重来的方式，从新的假设条件出发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阐述新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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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今天的经济学前沿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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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根据这些新现象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就是新的、前沿的理论，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当然，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还在美国，所以美国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容易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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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千载难逢的机遇。研读经济学的多属当代中国人中的精英分子，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无可旁贷的责任，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提出能够解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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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任何经济理论的构建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有先天优势的。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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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中国学生研究作为前沿问题的中国经济问题应该作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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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首先，必须培养良好的经济学的直觉。现实的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如果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错了，固然不能揭示造成所要解释的现象的真正的因；保留的变量多了，模型不仅会很复杂，并且会没有确定的结果，而所要解释的现实的经济现象是确定的。一位大师和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大师像孙悟空一样，有火眼金睛，对一个现象看了一眼之后，马上就知道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什么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最重要的因，哪些变量应该舍掉，哪些变量应该保留在理论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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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良好的经济直觉，除了必须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体认外，还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不重要的、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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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能够把经济直觉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述出来，并用严谨的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各种推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俱乐部，成为被国际经济学界接受的一员，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去影响国际经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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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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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您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就是前沿问题，在今天西方依然拥有话语主导权的前提下，如何成就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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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你说的西方话语权主要表现可能在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选举、人权、知识产权、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不见得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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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所用的理论和概念来自于西方，很容易西方认为重要的，我们也认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就认为是不存在。我们根据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时，西方的学者容易接受。然而，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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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国出现于1998—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和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样都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但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般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产生财富收缩的效应，导致消费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其结果不仅是物价水平下降，经济增长也必然很疲软。而我国的通货紧缩则是由于前一期的投资过热，引起生产能力猛增，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物价水平下降，并没有财富收缩效应，消费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还能保持和过去大致相当的增长率；民营经济的投资会因生产能力过剩而减少，不过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还维持一定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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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费和投资都还继续增长，所以在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还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不曾出现通货紧缩和高增长同时存在的现象，没有这方面的理论，而根据现有的理论通货紧缩和低增长应该是并存的，于是外国的经济学家就对中国通货紧缩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很大的怀疑。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很容易根据国外的通货紧缩理论来对我国的通货紧缩现象开药方。然而，既然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理论模型不应该一样，治理药方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也应该提出一些新的分析概念，例如，生产能力过剩是有一个生产能力的存量未使用，所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最好办法是启动存量需求等。但是在多数人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和概念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时，根据我国的现象提出的新理论、新概念很不容易被学术界，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学术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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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新现象提出新理论不容易被学术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时所特有。多数人在学习理论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即使在国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不同理论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通常不是通过说服已经接受现有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说服刚入门的学生而产生影响。比如说，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开始的时候经济学界基本是不接受的，他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去发表论文的时候，是群起而攻之的。但是根据旧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滞胀的现象，他的理论可以解释滞胀，后来更多的学生接受他的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也就变成新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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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会比卢卡斯当时的处境更艰难。当前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主流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现有的主流理论和概念体系中的。在主流理论框架和观念中不存在的现象就被忽视了，然而那些被忽视的现象或概念也许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更根本原因。例如，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许多政府干预和制度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想去扶持一批技术先进、资本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不会或很少存在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所以现有的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自生能力的概念，各种理论则是建立在凡是存在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上。由于国内学术界通常以国外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国内的问题，要在国内产生影响，必须先在国外产生影响，靠出口转内销。但是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还是比较理解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西方是有隔膜的，要说服他们则会是难上加难的，既要克服他们先入为主的心理障碍，还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陌生的难关，所以我们学者写的文章很难被主流杂志接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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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在《论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中，我特别强调作为一位学者必须有“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任何现象和问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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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在强大的西方话语背景下，我们如何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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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这里面牵涉到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如果经济学是指一套套现成的理论，那确实是有一个话语背景，因为任何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都是为了解释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特定现象，那些现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陌生的，就像中国的现象对于外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是陌生的、有隔阂的一样。但是经济学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也就是前面我讲的，“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时，总是作出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体”，是所有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唯一剩下的共通的东西。这个“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在中国、在外国，在现代、在古代，其实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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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按劳分配的农业生产队里，由于监督困难，队员的最佳选择就是干活磨洋工。这种情形其实在实行井田制度的中国古代也同样存在，《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作的最优选择吗？成语故事里的“南郭处士”反映的不也是同样的现象？我认为经济学的“体”（方法）是普适的，用来分析中国的现象同样是适用的，中国人接受起来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而经济学的“用”（理论），也就是“体”在一个个特定情境下的表现形式，则是有一定的话语情境的，西方盛行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讲确实不少是陌生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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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经济学教育是完全西化还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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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在谈过我对前面的问题的看法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浅显易见的，经济学的教育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现在的主流理论是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研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一个结果，这些理论对理解和解决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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