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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国出现于1998—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和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样都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但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般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产生财富收缩的效应，导致消费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其结果不仅是物价水平下降，经济增长也必然很疲软。而我国的通货紧缩则是由于前一期的投资过热，引起生产能力猛增，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物价水平下降，并没有财富收缩效应，消费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还能保持和过去大致相当的增长率；民营经济的投资会因生产能力过剩而减少，不过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还维持一定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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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费和投资都还继续增长，所以在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还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不曾出现通货紧缩和高增长同时存在的现象，没有这方面的理论，而根据现有的理论通货紧缩和低增长应该是并存的，于是外国的经济学家就对中国通货紧缩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很大的怀疑。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很容易根据国外的通货紧缩理论来对我国的通货紧缩现象开药方。然而，既然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理论模型不应该一样，治理药方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也应该提出一些新的分析概念，例如，生产能力过剩是有一个生产能力的存量未使用，所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最好办法是启动存量需求等。但是在多数人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和概念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时，根据我国的现象提出的新理论、新概念很不容易被学术界，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学术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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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新现象提出新理论不容易被学术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时所特有。多数人在学习理论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即使在国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不同理论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通常不是通过说服已经接受现有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说服刚入门的学生而产生影响。比如说，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开始的时候经济学界基本是不接受的，他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去发表论文的时候，是群起而攻之的。但是根据旧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滞胀的现象，他的理论可以解释滞胀，后来更多的学生接受他的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也就变成新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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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会比卢卡斯当时的处境更艰难。当前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主流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现有的主流理论和概念体系中的。在主流理论框架和观念中不存在的现象就被忽视了，然而那些被忽视的现象或概念也许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更根本原因。例如，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许多政府干预和制度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想去扶持一批技术先进、资本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不会或很少存在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所以现有的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自生能力的概念，各种理论则是建立在凡是存在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上。由于国内学术界通常以国外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国内的问题，要在国内产生影响，必须先在国外产生影响，靠出口转内销。但是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还是比较理解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西方是有隔膜的，要说服他们则会是难上加难的，既要克服他们先入为主的心理障碍，还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陌生的难关，所以我们学者写的文章很难被主流杂志接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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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在《论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中，我特别强调作为一位学者必须有“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任何现象和问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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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在强大的西方话语背景下，我们如何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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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这里面牵涉到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如果经济学是指一套套现成的理论，那确实是有一个话语背景，因为任何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都是为了解释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特定现象，那些现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陌生的，就像中国的现象对于外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是陌生的、有隔阂的一样。但是经济学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也就是前面我讲的，“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时，总是作出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体”，是所有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唯一剩下的共通的东西。这个“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在中国、在外国，在现代、在古代，其实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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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按劳分配的农业生产队里，由于监督困难，队员的最佳选择就是干活磨洋工。这种情形其实在实行井田制度的中国古代也同样存在，《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作的最优选择吗？成语故事里的“南郭处士”反映的不也是同样的现象？我认为经济学的“体”（方法）是普适的，用来分析中国的现象同样是适用的，中国人接受起来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而经济学的“用”（理论），也就是“体”在一个个特定情境下的表现形式，则是有一定的话语情境的，西方盛行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讲确实不少是陌生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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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经济学教育是完全西化还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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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在谈过我对前面的问题的看法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浅显易见的，经济学的教育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现在的主流理论是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研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一个结果，这些理论对理解和解决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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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这些现在是主流的理论将来会被修正，甚至被抛弃。中国的问题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所以试图简单地把那些主流理论运用到中国来是削足适履，是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行为。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只有深入中国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教育要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除了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之外，还应该用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来教学生，这样学生才会对理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学的理论也会在实际的工作中比较有可能得到运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有这么一个传统，通常要求外国学生以他们国内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因为理论是用来解释现实问题的，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是有文化背景的。所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鼓励学生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这样不仅比较容易写出好的论文，而且也有利于这些学生将来回国工作。这种方式、取向是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所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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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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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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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定会像佛学一样，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佛教是在东汉传入中国，开始时主要依赖翻译的西方佛学经典来传播，只在上层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佛学真正对中国社会有很大影响，且中国对佛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则是到了唐朝禅宗的六祖惠能把西方佛学本土化以后，才普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佛学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有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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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起始于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自那之后直到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首先当然是以引进开始。但是任何现有的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成立的，任何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只有理性原则是共通的，我们必须从一个个特定的理论中去体会如何运用这个经济学的“体”来分析研究问题，结合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来培养经济学的直觉，然后才能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可以解释、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体系。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开始，我们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希望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得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的真经的，但是如果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头来就会发现外来的经念起来不灵。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理论创新上走过本土化的历程，才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才能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辉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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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其实佛学更接近人性的本质，也具有更大的共鸣空间，但是经济学是基于事实而提出理论的，而这些事实在之前大多数是西方的事实，本土化会不会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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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怎样对待这个问题，《金刚经》里倒是有很好的答案。比如《金刚经》里有一段：“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为什么？佛所说过的话都是帮助人们达到终极的涅槃境界成佛的法，佛法有八万四千种，但是每一种法都是针对特定情况下的人说的，对不同情况的人就不是成佛的法门了，所以是“非法”；但是对于佛所说的对象又是成佛的门径，所以是“非非法”。问题是，把这八万四千种法都修炼是不是就一定能成佛？未必，问题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人所面临的状况可能是在佛所说的八万四千种状况之外，所以禅宗才强调佛向心中求的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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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比喻来讲就是佛所说的法，是“理论”，是“非理论”，是“非非理论”。学这些从西方的事实提出来的理论，只不过是作为范例来学习如何运用经济学的“体”于具体的状况中，而不是为了照搬这些理论于中国，甚至也不是为了运用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必须自己从中国的现实问题中提出新的理论来。在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尚未成为完整的体系之前，教科书中所用的理论必然只能来自于西方的事实。可是，即使到了有一天中国的理论体系已经成熟，教科书中所用的理论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事实，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也只能用“非法、非非法”的态度来对待。因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做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任何已经被提出来的理论，那么学习根据西方的事实提出来的理论也就不会成为经济学本土化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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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济学者如何能成为经济学大家？近期能否出现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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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因为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而经济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呢？发生在最重要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少经济学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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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需要两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从西天取经，如果能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取得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本土化的共识，并开始以此为目标努力就很不错了。如果这个共识和努力能够早一点开始，那么下一代的经济学家，也就是现在的学生，不少人会有机会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当中也就可能有人会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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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9月3日第3版，记者王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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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毅夫，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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