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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大问题去研究，所以只好在技术细节上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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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对，这也跟当代经济学科在西方高度发展有关系。现在，单单在美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就有5万多人，当中在大学教书的有1万多人，这1万多位经济学家每年都要发表论文，才能生存，才能晋级。可是哪有那么多现象可以研究？没那么多现象研究，就只好在技巧上下功夫。同时也因为有太多经济学家，比较好的大学要雇佣教授，根据什么做标准呢？数学就变成了一个门槛，不能用数学工具的人就进入不了这个门槛。这有点像俱乐部，要进入这个俱乐部需要跨过一个门槛，取得身份才能成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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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中心在教学中对数学的侧重程度是怎样的？是怎么样处理数学的定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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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当然，作为学生最好是本末兼顾，数学是学得越多、掌握得越扎实越好，这样才容易跨过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不容易发表文章，被其他经济学家接受为同行。特别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问题，而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又不甚了解，不用数学模型就得不到人家的关注、承认。但我们也强调数学只是工具，要会用工具而不要被工具所限制，强调对问题的观察分析能力，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特别强调方法论，并将和学生有关方法论的对话编辑成册出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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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就是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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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什么才是经济学中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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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经济学科的前沿问题和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前沿是不同的。物理学、化学的理论发展通常是直线式前进的，新的研究成果通常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以其为出发点，再往前走出一步。但是经济学不是这样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在不断否定前人提出的理论，而不是以前人提出的理论做基础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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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应该会收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最后都等同于人口增长率。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来自于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外生给定的而且是相同的假定，按照这个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来自于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差异。新增长理论保留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相同的假定，但是放弃了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假定，认为技术是内生的，是投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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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古典增长理论会被舍弃？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其人口增长率。新增长理论并不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改变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按新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因为发达国家对技术创新不断进行投资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的投入上低于发达国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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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曾盛行一时，但是它不能解释东亚经济在技术创新的投资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形下，经济增长速度却远高于发达国家，取得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事实。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像哈佛、MIT的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转而研究那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外生的变量，例如，三四百年前，美洲开始殖民时，中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气候和死亡率的差异等如何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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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宏观经济理论。我在2005年5月份到韩国参加了一个庆祝韩国银行成立55周年的国际会议，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的最近进展。我主要研究的是发展、转型和农业问题，对宏观理论并不熟悉。在会上我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最前沿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许多结论不是被放弃，就是被修正了，现在盛行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政府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以及菲利浦曲线所认为的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替代关系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浦曲线理论被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是因为无法解释在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而理性预期理论之所以被修正则是因为无法解释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反经济周期有明显影响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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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建立在否定前人的理论，而不是建立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旧的理论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解释不了新出现的现象。新的现象的出现就呼唤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大多数是以推倒重来的方式，从新的假设条件出发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阐述新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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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今天的经济学前沿问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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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根据这些新现象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就是新的、前沿的理论，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当然，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还在美国，所以美国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容易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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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千载难逢的机遇。研读经济学的多属当代中国人中的精英分子，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无可旁贷的责任，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提出能够解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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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任何经济理论的构建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有先天优势的。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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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中国学生研究作为前沿问题的中国经济问题应该作哪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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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首先，必须培养良好的经济学的直觉。现实的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如果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错了，固然不能揭示造成所要解释的现象的真正的因；保留的变量多了，模型不仅会很复杂，并且会没有确定的结果，而所要解释的现实的经济现象是确定的。一位大师和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大师像孙悟空一样，有火眼金睛，对一个现象看了一眼之后，马上就知道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什么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最重要的因，哪些变量应该舍掉，哪些变量应该保留在理论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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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良好的经济直觉，除了必须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体认外，还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不重要的、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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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能够把经济直觉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述出来，并用严谨的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各种推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俱乐部，成为被国际经济学界接受的一员，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去影响国际经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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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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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您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就是前沿问题，在今天西方依然拥有话语主导权的前提下，如何成就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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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你说的西方话语权主要表现可能在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选举、人权、知识产权、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不见得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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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所用的理论和概念来自于西方，很容易西方认为重要的，我们也认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就认为是不存在。我们根据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时，西方的学者容易接受。然而，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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