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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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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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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薛暮桥，“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同上书，第219—255页；也可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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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子恢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担任负责农村工作的主要官员。他曾经因为主张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实行货易、雇工、借贷和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在50年代中期反对合作问题上的冒进和在“大跃进”失败后主张包产到户，一再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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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陈振汉、徐毓旃、罗志如等，“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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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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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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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尔奈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是有机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自由准入、保护私有产权等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bottom-up development）。战略B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参见科尔奈，“《通向自由之路》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评价”，《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21页）。我认为，这种分析不仅对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也同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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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经济研究》，1984年第12期。关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经过，可以参见：《百年潮》，“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收入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18—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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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次讨论会于1985年9月2—7日在长江旅游客轮“巴山”号上召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国际知名专家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问题大师托宾（James Tobin）、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证券抵押银行行长的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中方参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廖季立、项怀诚、高尚全等经济官员，刘国光、戴园晨、吴敬琏、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经济学家。会议开始以前，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见了与会外方专家。会议的主要文献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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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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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其中部分研究成果见：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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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厉以宁于1980年在有关劳动工资和就业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实行股份制问题，1984年在安徽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该报告收入：《厉以宁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239—277页。吴稼祥、金立佐1983年写有《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发表在《经济日报》（1985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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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会上，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除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问题作了论述外，还特别介绍了他在《看不见的革命：养老金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起源》（The Unseen Revolution：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New York：Harper＆Row，1974）中提出过的关于以养老金基金持股为主的现代公司制度观点，给与会的中国经济学家思考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问题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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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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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路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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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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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育现状与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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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您对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的现状有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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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起来，国内经济学教育的面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学，尤其是当代经济学，已经从被批判的对象成为各大学经济系教学的主要内容。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当代经济学的时候，老师在介绍完任何理论之后一定要加一段批判。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渡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容易解释清楚，当代经济学就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补充。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到了现在，当代经济学基本上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流，经济学科也成为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学科之一。就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说，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每年招收的经济学双学位学生大约占北大本科生的19%，如果加上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的话，这个比例超过北大每年招收新生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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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材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内基本没有当代经济学的教材，上课时用的是一些老师自己整理的、不成体系的笔记。现在，美国大学里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许多美国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一年左右就在国内出中文版。梁晶主持的“经济科学译丛”过去10年来对此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留美经济学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国内大学里经济学科的教材和美国大学里用的教材已经没有多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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