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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师方面来讲，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80年代末基本上没有从西方学成回来的教师，而50年代之前归国的教授们到了80年代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教当代经济学的老师，不是教学说史的，就是靠自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过来的，在师资力量上有一个断层。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吸引一批留学生从国外回来，到现在大量经济学人才从国外成批引进，目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不是从国外回来人数最多的地方，像光华、清华、浙大、复旦、中大、南开等都有不少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教师，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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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在过去20多年来变化程度之大、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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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您认为经济学教育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制约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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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宗旨为何，到底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还是为了了解社会、影响社会而研究、学习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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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来，一直是一门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小到影响个人的消费、投资、就业的选择，大到影响国家的政策为目的的致用科学，这从《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以得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学院派的风格著称，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很少“学而优则仕”。但是2005年6月初，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汇丰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座”时，有人问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否只顾理论的完美而不顾理论是否有实用价值时，他回答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包括弗里德曼、舒尔茨、斯蒂格勒、卢卡斯等和他本人，都是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为其研究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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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当代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都是根据一定理论模型的推论而来的，都是在表述一个决策者如何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现象。但是经济学家由于个人的局限，不能保证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约束条件确实是现实社会中决策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即使要解决的问题相同，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决策者来说，也可能是不同的。更何况即便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约束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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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由于近水楼台的原因，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些美、欧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主要约束条件没有切身的体验而把握不准，提出的理论经常是隔靴搔痒。20世纪50、60年代时，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到了70年代经济发展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转型时，根据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政策的国家也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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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学教育的主要瓶颈在于，教科书上谈的都是以外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缺乏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了解、解决中国现实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的理论和体系。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和体系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现实脱节，以致有些学生甚至老师误认为经济学的教育是为了理论而理论，甚至把经济学的教育变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把当代经济学中针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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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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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么，如何解决您所说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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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995年中心成立之初，我应《经济研究》庆祝创刊40周年之约，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说明了我个人对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看法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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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济学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般的。我同意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观点，经济学之所以异于其他社会学科，在于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总是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所谓理性我个人的理解指的是“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在他所可选择的范围内，作出他认为的最好的选择”。每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可选范围会因所处地位、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异，因而最佳的选择也可能不同。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前沿的理论，其实只是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的重要约束和最佳选择的一种逻辑表述，是理性原则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只要经济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用严谨的、规范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研究的即使是本土问题，其成果和按照同样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成果应该是等价的，都是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建设添砖加瓦的努力，都是帮助人们理解未知的经济现象、增加人们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知识，都是国际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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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年来，中心汇聚了一批了解中国实际又受过当代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正沿着上述方向努力，以严谨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教育、鼓励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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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具体说来，中心取得了哪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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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我和蔡昉、李周等合作者以及几位学生根据中国转型和发展提出的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建立在发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转型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解释出现在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外贸、金融、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扭曲背后的原因，也可以解释许多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为何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效的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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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周其仁教授从产权的角度也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系统的阐述；卢锋教授从技术进步、交易费用降低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形式从原来的以产品单位为主，变化为产品内部的更细微的部件的贸易，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陈平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结合现在的混沌理论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我们的学生写的毕业论文，大多试图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凸显的现实问题，比如预算软约束、收入差价、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等，既有理论模型，也有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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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心成立才11年，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来说，中心的老师和学生的努力只是往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要完全克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瓶颈，需要全国各个经济学教育科研单位和几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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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数学工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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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有经济学家曾断言经济学正在走向数学的不归路。您如何看待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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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先厘清经济学研究的本末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是先有看法，然后才有逻辑体系。事实上，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学者都会知道，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问题表现背后原因的直觉（intuition），直觉按照《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是“未经过理性的论证过程便能知道或感觉的行为或能力”。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是先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了直觉的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再用比较严谨的逻辑来表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数学模型是逻辑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说只有懂得用数学构建模型才能成为经济学家，那么，远的像斯密、李嘉图，近的像哈耶克、科斯、诺斯等都称不上是经济学家？而且，靠数学模型是难以提出有用的理论的，因为只要约束条件不同，数学模型是可以推论出任何不同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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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直觉是本，数学工具是末。在经济学的教育上，不能舍本逐末，在强调数学工具的重要性时，更要强调经济直觉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经济直觉是对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学方法的总体把握和体悟而来的，文科的学生在直觉的培养上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数学底子不厚的文科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不见得就吃亏，更何况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并非得用数学模型才能阐述清楚。因此，即使数学不强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很好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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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那数学为什么在现在的经济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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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当然数学是最严谨的逻辑，除非是大师，一般人用语言逻辑不容易严谨，但是用数学模型一步一步去推，就比较不会出现逻辑的失误，并且即使有错误也比较容易被发现。例如我们中心新来的霍德明教授就曾证明卢卡斯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奠基性文章在数学逻辑上有一个错误。因此，数学的应用是经济学体系严谨化的一种努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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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现在数学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势？这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18、19世纪时在英国，到了1930年以后转移到美国，都是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和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可以有9%、10%的增长速度相比，是一个相对稳态的社会，没有多少新的、大的经济社会现象。所以在亚当·斯密等早期的大师对主要的经济现象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以后，就很少有大的经济社会现象可以研究，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只能是研究一些小现象，提出小理论；或是在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在主要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作些注释性的、补充性的、小修小补的研究。这些研究如何来评价贡献呢？只好比技巧，而不是比对经济现象解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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