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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时代，人均汽车保有量还很低，居住条件还很差，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必须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包括煤炭和石油之类的能源。国际能源署在2010年8月披露了最新能源报告《世界能源展望2010》中的一部分内容：“去年中国消费了22.52亿吨油当量，较美国高出约4%。美国消费了21.70亿吨油当量。”这部分内容经过境外媒体的炒作后，就变成了“中国去年已经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着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它们把气候变化的矛头指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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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善意指责还是别有用心？这不得不让人想起若干年前的“中国威胁论”，难道它们祭起全球变暖的大旗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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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该怎么办？和西方国家相互指责？指责现在的气候变暖都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近200多年的掠夺性发展导致的？当然可以，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我们才高速发展30年，而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所以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但我们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在搞好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严格降低能耗，有意识地减少碳排放，加强全民低碳生活教育，这样我们在保证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同时，也不失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被全球变暖的警告吓倒而失去发展的机遇，因为有些人的确被全球变暖的宣传吓破了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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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日的《中国日报》报道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新闻，说的是阿根廷警方破获了一起杀人案，凶手是56岁的洛特罗。他和23岁的妻子因害怕全球变暖而选择将全家人杀死。他们在实施自杀之前还留下了字条，称为了让家人避免因全球变暖而产生的恶劣影响，他们选择提前结束全家人的生命。洛特罗在开枪击中了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以及妻子科莱蒂后，自己也饮弹自尽。除女婴外，其他3人当场毙命。世界末日还没到，有的人就已经被吓死了，虽是极端的例子，但也说明一味地宣扬地球变暖的后果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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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全球变暖的宣传要适当停一停了，而我们还要大胆地向前走，因为经济增长无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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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就幸福吗——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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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我们注意到在4600多字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经济增长”只出现1次，而“经济发展”则出现了11次之多，出现频率比较密集的是下面这一段话：“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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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央下定决心改变过去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做法转而强调经济发展。那什么是经济发展？为什么我们由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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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经济发展指的是一个国家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即经济增长），也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或者通俗点讲，经济增长只关注物质的增加，也就是只关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则除了关注人们的物质享受外还关注人们的精神享受，也就是它关注的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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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后，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那么为什么我们突然由关注经济增长转变为关注经济发展了呢？首先来看一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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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幸福指数介于1到10之间，越大越幸福)，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奇怪吧，人们有钱了，但却不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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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2010年5月8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发表了题为《幸福经济学》的演讲，他在演讲里也提到了类似现象，即“尽管今天大多数被调查的美国人会告诉你他们生活幸福，但是说生活幸福的人的比例比40年前的比例一点都不高，那时美国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今天，很少有人会想到会出现移动电话或互联网这样的新产品”。 最后伯南克得出结论说：“金钱买不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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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一味地强调经济增长固然能够带来物质上的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失落。正如一首歌里唱到的：“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也带来了我的烦恼。”河水污染了，空气污浊了，噪音增大了，车祸频发了，贫富差距加大了，房屋强制拆迁了，煤矿爆炸了，三聚氰胺进牛奶了，地沟油进油条了，口水油进火锅了，食品中毒了，首都变首堵了，凡此种种无一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无一不是过分夸大市场经济力量的不良后果，你说这些能让人们的幸福感增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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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及时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结构是必要的也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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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个什么玩意 第13章 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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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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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济学里，市场被称为“无形之手”，而政府则被称为“有形之手”，为什么呢？因为市场里的主体是由无数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组成，他们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主要受商品的价格调节，价格高的商品购买者就减少而生产者就增多，价格低的商品购买者增多而生产者则减少，所以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像一只无形之手在左右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或者用经济学术语说，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像一只无形之手在左右着资源的配置。和市场自发地调节消费与生产不同，政府则会动用行政或法律力量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加以干预，这种干预有时是全方位的，有时则是局部的，因为政府的干预往往是以各种白纸黑字的政策文件或法律文书的形式出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有形之手”或“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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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的政府基本上是不干预经济的，政府的职责仅仅限于对内保护人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对外防止外国侵略，那时的经济学思想基本上被所谓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所统治，人们信奉“小政府大市场”，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当然政府越小，维持政府运转的开支也就越小，政府向人民征收的税赋也就越少，人民的负担也就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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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大萧条从而引发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后，人们对政府无为而治的思想越来越怀疑，于是美国罗斯福政府率先实施干预经济的政策，史称“新政”，主要包括整顿银行体系、对农产品进行限产和补贴、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等等。罗斯福“新政”帮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1929～1933年的空前大灾难，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缓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这就为现如今奥巴马政府大力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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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并行的是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首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以生产过剩、大批工人失业为标志的经济危机，是因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则是人们的消费意愿下降和投资意愿下降，为此政府可以出面进行干预，分别从遏制消费意愿下降和投资意愿下降两方面入手实施相关宏观政策，采取相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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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用人体造血功能和医院输血功能来形象比喻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人体本是一架性能优良的机器，凭借着自身器官的各种功能相互协调支持着人体的健康发展，各个器官的造血功能尤为重要，它们满足人体其他器官的用血需求，一般而言，人体不需要外界干预就可以很好地维持健康成长。但假如人体受到外界的伤害，比如受到刀伤或枪伤，此时人体的血液会突然大量流失，如果外界不予干预的话，人体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昏厥甚至死亡，所以此时需要医院出手相救，手段就是输血。市场自动调节就好像人体自动调节，而政府干预则犹如医院对人体进行救助一样。经济危机来临时，就像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一样，经济会突然大量“失血”，表现形式就是股市崩溃，人们手中的财富大量缩水，企业的资金流断裂，而资金流对于企业来说就相当于人体的血液，所以此时政府就要出面干预，起到“输血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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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话说起来容易，而要真正实施的话就没那么简单。它涉及三个问题：首先，政府何时出手；其次，政府如何出手；最后，政府何时收手。与向人体输血是一个道理：何时输血，输多少，何时停止输血这三个问题肯定是医生要慎重考虑的。但和人体输血不同的是，向经济“输血”过程更加复杂，因为很多反映经济健康的指标并不能很快显示给政府领导人。所以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各不相同，像美国政府出手稍显迟疑，因为其等到雷曼兄弟倒下从而对金融界产生了连锁反应之后才动手，所以效果并不理想，到目前（2010年8月）为止美国经济还在挣扎之中，而我国政府在出手速度方面值得称道，当经济危机的冲击波开始波及我国经济的时候，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宣布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如何出手方面，各国政府也表现不一，美国政府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了大量资金，而我国则主要面向实体经济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何时退出方面，各国也表现不一，我国和美国的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当前经济复兴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政府不宜过早退出，而欧洲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等，亚洲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则宣布政府退出经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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