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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廷开始做果酱时，他自然地改变了进口商品的进货。他比之前进口了更多的糖，还进口了空玻璃罐。利润一旦兑现，就被用在了包括进口商品的采购上，当然，并没有全部用来买果酱罐子。他的创业如此成功，以至于其他本地人开始模仿他。有的人改变了他的配方——开始生产之前从东海岸进口的罐装蚕豆和豌豆。蜜饯生产商和罐头制造商共同形成了一个足够大的进口容器市场，于是有人发现在旧金山本地制造玻璃罐也能挣钱，其他企业家则进口镀锡铁皮来制造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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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猜猜，”安布鲁斯特说，“最后有人建了一间轧钢厂，开始进口生铁和锡块，以代替进口的镀锡铁皮。但你一定还省略了什么，海勒姆。我不明白，本地的果酱、蜜饯和罐头产品的市场怎么能发展到大得足以成立一间本地玻璃厂和一间轧钢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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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本不会发展到这么大的，”海勒姆说，“除非，从果酱开始的进口链替代，只是其他同时发生或相继涌现的大量替代之一。铁匠代替了进口工具；木匠和技工模仿进口的居家和办公家具；女裁缝模仿进口的长袍；等等。在这个集体中，随之产生的工作岗位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所有进口替代者的市场。这些企业共同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区进口商品的构成，并且还在继续改变之中，这是因为进口采购商品的转移引致了更多新的替代。接踵而来的是，许多旧金山的进口替代商品成为这个城市的出口商品。到20世纪30年代，罐装蔬菜和罐装干果是这个城市的第二大产业；锡制罐头和其他锡器是第五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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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认识到一个居民区变成了小型城市，”海勒姆继续说道，“直到它经历了一波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爆发式增长，在此期间，至少发展出了当时当地的小城市普遍会在本地生产、而它之前需要进口的全部商品和服务。所有大城市——现在我们在大范围来看这个进程——都经历过一波波爆发式的进口商品替代与转变。当这些爆发在大城市发生时，是一股极强大的经济力量。还记得洛杉矶的异常现象和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吗？它们都在出口产业恰逢暂时性的严重削减时，神秘地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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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说话了：“进口商品的替代具有模仿性，但不总是机械地模仿。它们通常还结合了有利于经济的新点子，改变材料或是生产方法，有时还改变设计。如果模仿改进了商品，替代品则尤其适合成为成功的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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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安布鲁斯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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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缝纫机就是上千个例子中的一个。缝纫机最初是作为进口商品从发明地美国到达日本的。在日本，尽管缝纫机很昂贵，却很流行。本地制造的替代品最早在东京出现，由于改良了经济生产方法，比进口的商品便宜。不像进口商品那样在昂贵、一体化的工厂生产，替代品是在许多已有的小型机器工厂生产出零件，再由承包商组装的；随着产量增加，就能收回成本，而不需要有风险的大额初始投资。接下来，这些机器成了东京出口到其他日本城市的商品，而许多城市也替代以本地产品，并根据当地的使用而加上自己的改良变化。就这样，日本最终出现了大约800家缝纫机公司，成为世界上卓越的生产商，尤其在各种专门的工业缝纫机器这一领域。日本相机、收音机、汽车和西服都是进口商品的替代品，但除了西服之外，都不是机械地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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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惊讶，这样一个现代的进程竟会在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发生，就像你今天下午提到的那样。”霍滕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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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海勒姆说，“考古学家称它为经济借代（economic borrowing），而史前学家称它为技术的传播［dissemination，或者不那么精确地，称为扩散（diffusion）］。安布鲁斯特，我希望你密切留意我接下来要说的话。这是一个能够让城市无须利用出口商品的报酬就能够获得新的进口商品的过程——一个你认为不可能的壮举。这么来看：当一个居民区的经济转而采购新的进口商品时（这是替代的自然结果），这个经济体系拥有之前的一切，外加转移后的新进口商品。一些转移后的进口商品被用于替代产业；另一些则是纯粹的额外商品——这就是管道从外界获得的额外能量，就像用出口商品的报酬买回来的那样货真价实。但它们是通过不需要增加出口报酬的方法来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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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鲁斯特、霍滕丝和凯特全都同时开口了。凯特抢过了话头，反驳道：“我不认为进口替代也发生在自然的其他部分，海勒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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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补给的方式是经济体系特有的，但它之所以奏效，是因为遵循了普遍用于所有自然补给的法则。”海勒姆回答，“也许你忘记了那两条基本法则。第一，一部分接收到的能量必须被用于捕获更多的能量。这正是一个拥有进口替代产业的城市经济所做的事：将之前获得的一些进口商品替换为自己的产品，好用它们获取更多的进口商品。第二，它必须拥有合适的配备，与获取和利用驱动能量的方式相称。在这个例子中，相关的配备就是居民区现有的生产能力。这一要求解释了为什么替代链条总是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里最容易被替代的产品和服务开始，当居民区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自我补给的配备）多样化并扩大化时，替代产业才能深入发展到更加复杂困难的产品和服务。卡廷没有试着自己制造罐子。要实现那一步，需要等到一个更大的本地罐子市场，和一名了解玻璃制造产业的企业家。你刚才想说什么，霍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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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所说的，城市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进口产品，而不需要赚取它们。这看起来对其他地方而言是个不公平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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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是个经济优势，”海勒姆说，“但这个进程创造了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是城市拥有这个优势。至于自我补给作为一种获得（而不需要赚取）进口商品的途径——现在你用上了安布鲁斯特关于赚取的狭隘定义，好像这个词必须意味着‘获取出口商品的报酬’。替代进口商品需要人力、技能、资本和勇气，正如生产出口商品也需要这些。替代是一条不一样的获得进口商品的途径，而不是一种免费得到它们，不需要任何代价、也没有努力和风险的方法。你之前要说什么，安布鲁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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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你提到，底特律是个异常的例子，因为它的本地工作岗位的比重萎缩了，同时出口产业快速增长，”安布鲁斯特说，“正和洛杉矶和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相反。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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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牺牲了多样性来变得专业化，”海勒姆示意默里回答安布鲁斯特的问题，于是默里说道，“底特律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很擅长生产出口商品、替代广泛的进口商品以及许多进口商品链条，直到它最为成功的出口产业——汽车制造——主导了城市的经济。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城市的全能性被逆转了。独立的本地汽车产业供货商开始减少，因为汽车制造商将其中的许多家吸纳进了自己的公司，并停止从其他供货商那里购买，以期从内部满足自己的供货需求。幸存下来的独立供货商为了赢得几个巨头主顾而专注于减价，没有去寻找其他客源，也没有发展出汽车之外的副业。另外一点，技工们没有离开急速增长的汽车行业去寻找其他种类的企业、寻求其他范畴的经济市场。我自己很欣赏底特律的专业化、产业一体化和高效率。我只是在事后才意识到这是经济停滞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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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滕丝说话了，听起来有所动摇：“为什么我只是现在才听说进口替代和转移？为什么我没有在大学学到这些？毕竟这是公开发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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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后在大学里还是学不到这些，”默里说，“当海勒姆第一次跟我说起自我补给和进口替代，我还试图纠正他这不是什么根本或重要的问题。我那一代经济学家对大规模的经济体系寄予厚望；我认为去中心化的生产——本地生产——是过时的，是一种没有习得现代高效率的组织方式的经济生活的残留。我认定他是对一种本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感兴趣，那只能对顾客不利，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怀旧观点。我的观点才是经济上的标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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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姆让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公司设立分厂或办事处的所在城市，之前常常只是他们出口货物或服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在该地的市场扩张得足够大，使得在该市场生产产品成为可能。他指出，公司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被自身的经济利益驱动。‘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他问我。思考过后，我不得不承认经济体系的所在地通常比其规模更重要、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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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让我怀疑的原因是，我回忆起了20世纪70年代一场短暂的大惨败，名为‘进口替代战略’（import substitution）。经济落后的国家被提供贷款和专家，来建造用来生产各种进口商品的工厂——电动摩托、鞋子、电灯泡、医药，等等。同时，他们还能节省外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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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安布鲁斯特说，“这不是和进口替代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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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抽象概念上相同，”默里说，“记住了，自我补给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尤其要用与目标相应的具体配备把各个部分分离开来。进口替代战略根据抽象的进口数据来选择项目。工厂被建在半郊区的经济荒漠里，因为那里最需要就业。尽管劳动力成本很低，工厂和他们的进口设备、外来经理和管理人员都很昂贵。市场不在跟前，共同发展缺位，没有配合可言。当计划中的进口商品的替代产品，实际上只能在合理的速度和可靠度之下被生产出来时——一个很少被意识到的预期——产品比同等的进口商品成本更高。原定的顾客买不起它们。这就是为什么进口替代风潮很快就退去了，即使如此，它仍然令乌拉圭濒临破产，其他几个国家也在破产边缘。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进口替代战略有一个坏名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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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活该有个坏名声，”海勒姆说，“用一个发挥不稳定的进程去应对具体地方的具体情况，就是被无知束缚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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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官僚们永远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安布鲁斯特说，“至于我们，我认为教训就是你之前说过的一句话。自然进程限制了我们能够做什么事以及怎样去做。”他看了一眼记事本，“海勒姆，这是我从你今晚的论述中学到的：居民区有两种途径，可以使用一部分进口商品去获得更多不同的进口商品。他们可以将一些进口商品结合到新的出口企业中，用出口的报酬来赚取进口商品。他们还可以用本地产品替代一些进口商品，并转而采购其他进口商品。这两种自我补给的方法都是开放的，并且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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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得很好，”海勒姆说。“我只想加一句，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那些正在进口转移的城市中的企业，是那些转移后的进口商品——也就是不能被本地生产（至少现在还不能）的货物和服务——的好主顾；这些商品通常包括了其他居民区创造出来的革新性的货物和服务。当然，我对这特别感兴趣。用于生产能量、食物和建筑材料的环境友好的创新方法，再造的、可回收的和可生物降解的产品，消除了有毒成分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不仅对发明者也对购买者有所要求。历史上，最早为革新产品买单的顾客，就是那些正处在进口转移中的繁荣城市里的企业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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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他继续道，“我们讨论了三个主要进程，它们支配着成功的经济生活，正如支配着自然的其他部分一样确凿无疑：通过分化及其组合实现的发展和共同发展；通过对能量的多样及多重利用实现的扩张；通过自我补给实现的自我维持。为了阐述方便，我将它们分开解释，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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