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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对！”凯特说，“想想那些折磨着其他生灵的新的不稳定性，就因为自然呕出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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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永恒无定的星球，”海勒姆说，“正是它的创造力和繁殖力要求无穷无尽的进一步修正。这没有解药。悲观地说，困在不可能变得完美、甚至不可能变得比较稳定（至多是暂时性的）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我们会感到绝望。或者乐观地说，我们会被这个事实鼓舞：这个世界从它的众多宝藏中，拿出了有趣又有建设性的无尽机会，来一再修正我们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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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了，除了分支之外，动态系统还拥有别的方法来预防不稳定性和崩溃。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种类，正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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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种类有一个令人愉悦的例子——在加利福尼亚沿海红杉森林的正反馈循环。成熟的红杉需要巨量的水分，平均比其生长环境中的降水高两倍。但是，红杉森林是如此稳定，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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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如此稳定，直到我们开始砍伐它们，砍伐的速度即便在现在也逼得它们濒临灭绝，”凯特愤愤不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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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但让我继续论述我的观点。一棵沿海红杉能活大约2000年；这是一个关于成功生存的有力证明。它们是这样克服表面上供应不足的境况的：通过它们健康繁茂的针叶，红杉拦截了雾气并吸收其中的湿气。实际上，它们直接从云雾中吸收水分。经过一个无雨但多雾的夜晚，每一棵高大的红杉向脚下的土地输送的水量，相当于一场使人浑身湿透的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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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良性进程是一个循环。树木的成长大部分是由雾气供养的。树木长得越高，就越能接触到更高处的（因此也是额外的）雾气。额外的雾气供给使树木长得更高，以此类推。因为高度–雾气循环，树木自身参与保持了环境的稳定。这个循环第一次是由生态学家在红杉林科学地测量出来的，但高度–雾气循环此后在各类由松树和其他树种组成的森林中也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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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熟悉了经济体系中的良性循环，尽管我不那么称呼它们。举个例子，一个居民区里的出口商支持了那里的供货商；一些供货商自己成了出口商；这支持了更多不同的供货商；其中一些成为了出口商；如此类推。这个循环和一个进口——出口的良性循环相交：一个居民区将一些进口商品或资源与人力劳动及资本相组合，从而产生出口商品；这又为居民区赚取了更多不同的进口商品；其中一些被用来产生更多的出口商品；如此类推。这个循环是经济的自我补给的一种形式。另一种自我补给循环就是强大的进口替代（import-replacing）和进口转移（import-shifting）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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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中充满了循环，”凯特说，“植物支持那些帮助施肥的动物；繁茂的植物生长支持了更多动物；等等。鲑鱼鱼苗是在出生地的溪流里获取养分的；养分让它们足够强壮，可以顺流而下，游向大海；在海里，养分使得它们足够强壮硕大，能够逆流而上，返回出生地；它们的身体携带了来自海洋的丰富养分，从而滋养了出生地；新一代鱼苗在被海洋滋养的内陆栖息地中找到了养分；如此类推。现在，生态循环和交叉循环不断被识别和测量出来。但在如此浓厚的兴趣背后有一个悲伤绝望的动机。我们正在以可怕的速度斩断这些循环。好吧，至少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是做得更好的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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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想象，要是没有了良性循环，生态系统或经济体系要怎么才能免于崩溃，”海勒姆说，“正反馈循环就是分支和多样性得以出现的那个特定的结构、特定的环境；正反馈循环允许生物和经济扩张，而不会失去动态稳定；事实上，它们既增强了动态性，也增强了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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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说‘反馈循环’？”霍滕丝问，“反馈和这有什么关系？解释给我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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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指的是与系统有关的信息，既是系统所报告的，也是系统所响应的。这个信息可以由任何媒介携带——货币的、人口统计的、机械的、化学的、电力的，什么都行。反馈触发了对该信息的有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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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系统中，电力形式的信息激活了只有两种档位的开关：开或关——也就是正面或负面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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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难道不是和控制论（cybernetics）有关吗？”安布鲁斯特问，又补充了一句，“在希腊语里Kybernetes（控制论）的意思是‘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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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棒的关于反馈作用的词，”海勒姆说，“它的意象是一只放在舵柄上的手，让船只保持在航线上。这个词是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创造的，他是计算机科学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正反馈和负反馈这两个词汇是用来说明电子回路的。它们后来渗透到一般语言中，被作为形容系统中的反馈的泛用语，而正面和负面则有些牵强，甚至令人迷惑。一个辨认反馈种类的好方法，是记住正面响应加固或增强了反馈所报告的内容。负反馈的运作完全不同，因为负反馈取消（否定）了反馈所报告的内容，我之后会再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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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语源学救了我，”安布鲁斯特说，“我总是记不住哪个是哪个。正反馈循环真棒，海勒姆；远远没分支那么令人烦恼和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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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海勒姆说，“正反馈是变化莫测的。记得吗，对正反馈的响应是加固与增强。它可以深化不稳定的或其他具有破坏性的情形，就如同深化稳定与具有建设性的情形一样机械而可靠。那样我们便把这个循环称为恶性循环。举个例子，假设一只动物生病或受伤了，因此暂时无力寻找食物。缺乏食物使其进一步衰弱；它变得更加无力寻找食物了；因此它继续衰弱下去；如此循环。即使没有一个捕食者来结束这种痛苦，那恶性的循环也会以动物死亡（崩溃）告终。在这个例子里，一个曾经是良性的自我补给循环步向了反面，尽管它仍然是对反馈所报告的新情形的一个正面响应，一个增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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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个经济上的常见例子，”默里说，“反馈报告指出，运营收入不足以负担运营支出。假设应对措施是获得一笔贷款以弥补这个差距。贷款本身给运营支出增加了利息成本。那加大了差距。于是，还要借来更多的钱。那又进一步加大了差距，如此循环。这个恶性循环被称为赤字财政（deficit financing），最后会变得在财政上难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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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是一个死循环，因为它们增强了系统报告出来的不稳定性，而不是去修正它，”海勒姆说，“纽芬兰岛（Newfoundland Island）周边的北大西洋海域被称为大浅滩（Grand Banks），支撑着渔民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向欧洲人和北美人供应食物长达三个多世纪。鳕鱼看起来无穷无尽，随着捕捞量逐年上涨，在20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捕捞50万吨。然后捕捞量迅速增加，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了之前每年数目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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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捕捞量开始减少，每条鱼的尺寸也开始减小，鳕鱼的价格上升了。对于缓慢减少的产量和上涨的价格，国际渔业做出的应对是投资购买更大的拖网渔船和更宽的渔网。当捕捞量进一步大幅下降时，应对措施是用更大、更有效的渔网筛遍海域，如此循环，直到大浅滩的鳕鱼捕捞业最终在1992年崩溃。再也没有鳕鱼了。这对于纽芬兰岛的渔民和鱼类加工工厂的工人及生存环境来说，是一个可怕的经济和社会灾难，更不用说还是个生态灾难，其后果现在仍然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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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是反馈信息，而是针对它的应对措施，”凯特说，“正确的应对措施本来应该是在捕捞量开始下降时就减少捕捞。渔民们做的事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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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渔业科学家和生态学家建议减少捕捞，”海勒姆说，“一些渔民也这么认为，当他们留意到捕捞的鳕鱼越来越小时——那些渔民在近岸水域使用小型船只和渔网。沿海渔民（这是他们的称呼）对远处海里使用的大型拖网渔船和巨大的渔网感到担忧和愤慨。但沿海渔民和生态学家都没能拗过加拿大或纽芬兰岛的政府以及国际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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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凯特，这个行业做出了合乎逻辑的应对措施，”默里说，“更大的船只和更宽的渔网是一项大投资。支付更高的资金成本增加了要努力捕鱼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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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和它们最终徒劳无功的花费，在形成期间不一定能一目了然，”海勒姆说，“看看这个例子。在高峰时段，有些道路变得拥堵，这个信息以交通堵塞和更长的交通用时的形式反馈回来。一方面，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意味着轿车和卡车被过度依赖，需要有替代的方法来帮助移动人和货物——或者，还可能是不必要的交通让系统负担过重，因为区划规定将日常便利设施和工作的地方与居民区分隔开来。但是另一方面，还可以合理地认为，交通拥堵意味着现存的公路和街道不足，这种情况下，合理的应对措施是加宽街道和建设更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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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可能的应对措施中，第二种胜出了。但是因为更大更好的道路和更快的道路行驶速度，鼓励了人们更多地使用汽车，也促使了汽车的数量增长，拥堵又逐渐出现了，需要更多的街道扩宽工程、更多道路、更多高速公路、更多停车位，等等。巨额的花费和人力导致的结果是，汽车仍然以12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挪动在延长的高峰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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